诗经时代的君子淑女

　　诗，是人类通过语言表达情感的一种美妙形式。

　　先民在诗里，向我们倾诉文明初曙之际的欣喜和恐惧，自由的诗意中蕴涵一种“忧雅”的腔调。

　　古代王者，设采诗官，征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由官府给他们衣食，让他们“振木铎徇于路”，在民间求诗，倾听“男女有所怨恨”。

　　这是从王官的立场，说明诗的来源，王者足不出户，便“尽知天下所苦”以及民意。有意味的是，古人似乎就认定了诗不言福，而趋于诉苦言忧。

　　民有怨忧，以诗倾诉，男女“相从而歌”，如春风初来，夕阳晚暮，悲伤之情一经诗化，如火烈烈之怨恨，便风化如云之丝缕，转瞬烟消云散了，真是导民积怨的具有美感的机制。

　　“天听自我民听”，采诗就是“自我民听”，王在诗里，倾听风。天子听政，公卿、列士也献诗，故《诗》除木铎征风之外，还有大雅、小雅，而颂，则是祭祀先祖的歌。

　　这样的政治，当然很雅致。从西周到春秋，诗经时代的五百多年间，中国人就这样“诗意的栖居”过来了。

　　古希腊史诗，以荷马个人命名，而中国《诗经》，则为国风;一为独吟，一是大合唱。司马迁说，古诗三千余篇，孔子定三百五篇，皆弦歌之。三千多首诗，在黄河、长江之间大合唱，何等风雅!

　　风诗的原始语境是“讽”，将内心的怨恨“讽”出来，哀而不怨，怨而不怒，美刺也。美刺是宣泄一种“忧”的情绪，向当政者倾诉，但要不失“温柔敦厚”。人们吟诗成风，诗随风而扬，“讽”之意味深长。言志的诗，风化的诗，从内心咏出而普世，成了国风，培养了“忧雅”的时代气质。

　　《诗经》有十五国风。十五国之地域，都在黄河、长江之间，大致囊括了当时的中国，包括今天的陕西、山西、河北、河南、山东、湖北。当时歌诗有“徒歌”、“弦歌”之分，“徒歌”想必就是清唱，而弦歌则必有乐曲伴奏，十五国风，均以各国乐曲伴奏。可见这场弦诗的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