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苏轼的文化性格(3)

　　二、苏轼文化性格的表达

　　1.旷达

　　苏轼的思想核心使得他的性格核心是旷达。真率中的旷达。他屡遭贬斥,从外部原因是北宋党争的产物;从他自身原因,却是一场性格悲剧。他的旷达使得他心中无所挂,胸怀坦荡,虽多遭不运,而乐观情怀不变。王水照先生说:“追求无饰的自然人格,是苏轼人生观,文学观构成的核心。”[5]《送任亻及通到黄州兼寄兄子父》:“吾州之家任公子,少年盛壮日千里。”到了“乌台诗案”由“少年盛壮”(《中国文学史》游国恩)增加了傲世,抗世的成份。《怀西湖寄晁美叔同年》:“嗟我本狂直,早为世所捐。”又说“我本不达世,而世与我殊”[5]。尽管他在仕途上迭经逆境,坎坷困顿,但他总能“矫首独傲世,委必还乐天”。始终保持一种傲视磨难的旷达襟怀。《过大庾岑》:“一念失垢污,身心洞清静。浩然天地间,惟我独还正。”在岭南,受诬陷又恬然自足地说:“天人同一梦,仙凡无两录,陋帮真可老,生理亦粗足。[《苏东坡》]”又说“胸中有佳处,海瘴不能腓”。处境不佳,乐观依然。写在惠州欲登临高亭,感到“足力疲乏”难以如愿,忽而恍自悟,“此间有甚歇不得处?由是心若挂钩之鱼,忽得解脱。”

　　苏轼在对应主客,物我,得失,顺逆等关系,惯于适应机遇,竭尽努力,以我役物,而不为物役,且能傲视磨难,淡漠得失。在逆境中,豁达开朗,随遇而安,泰然自处,无往不乐的旷达,彰显其文化性格。

　　2.谐趣

　　《独醒杂志》卷五,“东坡多雅谑。他的谐趣是在人生中淡化苦难意义,用解嘲来摆脱困苦,以轻松化解悲哀,以平衡来润滑其心灵。

　　《纵笔》:“寂寂东坡一病翁,白须萧散满霜风,小儿误喜朱颜在,一笑那知是酒红!”表达他对在海南受迫害的蔑视。有时又是自然率真的本性。他从来不收敛自己的幽默才能。他那充满机智的对话让禅宗大师也难于应对,后人专门整理了一本《东坡志林》。就连写山水也有意识,亦曲曲传出:“东风知我欲山行,吹断檐间积雨声。岭上晴云披絮帽,树头初日挂铜钲。野桃含笑竹篱短,溪柳自摇沙水清。两崦人家应最乐,煮芹烧笋饷春耕。”(《苏轼诗集》卷九,《新城道中二首》其一)他在黄州过得是神仙般的生活。对一草一木,一山一水,一月一酒都倾注,倾心甚至迷恋。在农舍雪堂和城中临皋亭之间的“黄泥板”上,他喝醉之后,谱出《黄泥板词》,“朝爆黄泥之白云兮,暮宿雪堂之青烟。喜鱼鸟之莫余惊兮,幸樵臾之我娱。初被酒以行歌兮,忽放杖而醉堰。草为首而块为枕兮,穆华堂之清晏。纷坠露以湿衣兮,其素月之团团。惑父老之呼觉兮,恐牛羊之予践。于是极然而起,起而歌日:月明兮星稀,迎余往兮饯余。归岁既晏兮草木胖。归来归来黄泥不可以久病”。苏轼这种解脱自由的生活,渐渐反映在他的作品中。使其风格发生了很大变化。不再是尖锐、疾狂、愤怒,而却用一种感动、温暖、诙谐,以至自我解嘲、自我调整的笔触,以幽默谐趣这种特有的风格抵御人生逆境的不公,以排遣、化解人生路上的挫折、失败、忧愁和痛苦,他的这种谐趣是“沦落的人类唯一自救的美德”。在他所作的许多随笔杂记,超越了道德、功利、目的,“味最淡”,却最真,也成了人们最为喜爱真情传诵的永世之作。一篇写两个乞丐的故事的随笔:“有二措大相与言志。一云:“我平生不足惟饭与睡尔。他日得志,当吃饭后便睡,睡了又吃饭。”另一则云:“我则异于是。当吃了又吃,何暇复睡耶?”他不愧是一个幽默大师。《惠州一绝》:“日啖荔枝三百颗,不妨长作岭南人。”他在岭南的蛮荒之地,却采撷生活中美好事物和生动细节作“幽默观”,从而使自己保持良好的心境和足够的体力来航渡人生的苦海,以达到心灵情绪的稳定和灵魂之气的发放,使自己无论何时何地都让心灵净静,跳动纯真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