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位田园诗人“陶渊明”

　　陶渊明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大量写饮酒诗的诗人。他的以“醉人”的语态或指责是非颠倒、毁誉雷同的上流社会;或反映仕途的险恶;或表现诗人退出官场后怡然陶醉的心情;或表现诗人在困顿中的牢骚不平!
 

　　陶渊明，钟嵘推其为“隐逸诗人之宗”，苏东坡赞美陶诗“似大匠运斤，不见斧凿之痕”，把他推向了一个新高度，使其拥有了近乎神性的光辉。可这种标榜本身，也正是将陶渊明有意无意符号化之始。重重误读之下，那个饱经忧患却日益饱满的鲜活肉身不见了，只剩下一具缩略风干了的文化木乃伊，躺在博物馆里，接受众口一词的赞誉。渊明是一部丰厚的大书，我们不能把他读薄了。这其中，对陶渊明的误读主要有二。

　　是“隐”?是“归”?

　　古今论道陶渊明，似乎都离不开“隐逸”二字。不知怎么，越读他，却越觉得“隐逸”二字不够确当。比如《饮酒》，我们不要带着快意直奔“采菊”而去。而要细细品读他的那些不那么出名的句子，看看其中有没有被忽略了的细节和信息?

　　《饮酒》伊始，渊明便夸示自己归园田居的静好：“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人境”，也即人多聚居的地方。渊明辞官之后，并没有把自己藏起来，他与官员僧侣亲朋旧知都有坦然往来。

　　“而无车马喧”，很多人误读，以为他与门外世界疏远淡泊。其实不是。他喜欢热闹，喜欢富有人情味的世俗生活。“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用我们今天的话说，渊明的饭局很多，不是别人请他，就是他请别人。《五柳先生传》里也有他与友人们的交游场景。是什么人出门，才有“车马喧”的富贵排场呢，一定是令他愤然辞官的督邮那一类耀武扬威的家伙。没有了这种人的扰攘，日子真是清净自在。

　　少壮时，渊明有过“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的豪迈之思，对官场亦有着知识分子的天然想象。因此他“投耒去学仕”，十三年里，五次学做官。可见，他曾经想在官场上实现济世的理想，却都失败了。生逢乱世，兵戈扰攘，他空有一身的抱负，却找不着价值观的对应点。前人说他“隐”，当然是对应着他曾经的“仕”。可渊明辞彭泽令，与同为“浔阳三隐”的刘遗民辞柴桑令，去向到底是不同的。渊明归向了“人境”，倦鸟归旧林，他回的是实实在在的家。刘柴桑却跑去庐山，真正隐了起来，那儿却是“仙境”!

　　去，还是留?他一定犹豫过，挣扎过的，所以他写诗责备也催促自己：“田园将芜胡不归?”他甚至等不及天亮，“敛裳宵逝”。摆脱了官场的羁绊，他文思泉涌，连作《归园田居》五首。渊明之“归”，不仅是归家，更是精神的归根，是一个人的心神合一。他的脚下，是厚重的黄土层。

　　渊明似乎特别偏爱“归”字。不仅有《归去来兮辞》，声声问责自己“胡不归”;又有《归园田居》五首;他学《诗经》，又作《归鸟》诗四首。其中的“翼翼归鸟”，不正是他自己?因此，他不是“隐”，是“归”。

　　再说说“逸”。人们似乎只愿意记住陶渊明句子里的诗意，却忘记了，归园田居的日子，总体上过得并不安逸。归来后不久，家里就出了一桩大事，房子失火，勉力经营的殷实小家，转眼成了灰烬。一大群儿女，“幼而饥寒”，张着小嘴大声喊饿。渊明跺跺脚，拄杖就走。他是要躲避现实，一“隐”了之吗?不是。他去外乡行乞，为孩子们讨口吃的。可要饭也需要本事的，得能说会道，渊明哪是那块料。“饥来驱我去，不知何竞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肯定是乞食不顺利，不然不会走那么远。终于看到一户人家，敲开了门，话却怎么都说不出口去。

　　你不由惊叹渊明的坦荡和真实。他“真”到了透明的地步，一点不为自己留余地。沦落至此，很多人是羞于向外人道的。他却不后悔不回避不怨尤，艰难而努力地尽着一个丈夫和父亲的职责。

　　我们从小就熟知《檀弓》饿者不受嗟来之食的故事，以为是志气。渊明却很不同意：“常善粥者心，深恨蒙袂非;嗟来何足吝?徒没空自遗。”有人愿意施舍，有人愿意受施，这没什么不妥，总比饿死人强得多。渊明被尊为“靖节先生”，但他一生不讲大道理，也不空谈操守，他只是从人性的角度，说出心中最朴实的想法。因此，朱光潜说他一生“忧愤”，却“胸襟高超而不唱高调”，“近人情”。

　　所以，我们与其说渊明“隐逸”，不如说他“归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