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的出仕目的与归隐原因(2)

　　第二次出仕入桓玄军幕

　　直到晋安帝隆安三年(399)，陶渊明35岁时，入桓玄军幕，方才重返仕途。陶渊明依其个人的政治价值取向决定在这样一个时间、这样一个人物手下任职，实在是一个不平常的抉择。桓玄，出身出东晋的第一流士族桓氏。其父桓温在晋穆帝永和元年曾为荆、司、雍、益、梁、宁六州都督，荆州刺史，曾三次北伐，平定西蜀，收复洛阳，取得很大威望。又废皇帝司马奕为海西公，立司马昱为帝。他执政30年，权倾朝野，与各士族有广泛的联系。他广揽人才，谢安、谢玄、王垣之等均受其重用，文人袁宏、伏滔、画家顾恺之等也都曾在其门下效力，陶渊明的外祖父孟嘉也在其列。这位被陶渊明赞为“行不苟合，言无夸矜”的孟嘉长期为桓温僚佐，任其长史，唐人修《晋书》时将孟嘉的传紧附在桓温之后，可见其关系之密切。陶渊明在赞扬外祖父孟嘉之时，对于桓温的功绩和才能也一定相当熟悉，以这样一层旧有的社会关系而进入桓玄军幕当然也是很自然的事。桓温死时，桓玄只有五岁。长大后袭父爵，作过一些小官，心里很不得意。而此时朝中军政大权已落入孝武帝之弟司马道子手中，“左右近习，争弄权柄，交通请托，贿赂公行，官赏滥杂，刑狱谬乱”。司马道子又重用佞臣王国宝、王绪，致使政局更加昏暗，官以贿迁，民不堪命。晋安帝隆安元年(397)，兖州刺史王恭联合殷仲堪、桓玄抗表京师要求讨伐王国宝，反对会稽王司马道子擅权，晋朝内乱愈演愈烈。在各世族之间忙于争权夺势与晋皇族对抗之时，桓玄也依靠父亲桓温的关系网，以拥戴晋王朝反对司马道子为号召，扩大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并于隆安二年(398)出任江州刺史，成为各世族联盟的盟主。在当时的形势下，欲挽救晋朝的危机，人们很自然地把希望寄托在了这位出自元勋之门的年仅32岁的桓玄身上。况且，桓玄本人不仅以雄武著名，而且又以能文见称，《晋书·桓玄传》说他“形貌瑰奇，风神疏朗，博综艺术，善属文”，著有《周易系辞注》二卷，集四十三卷，要集二十卷，今传尚有《凤赋》、《鹤赋》。他的批判佛教、限制寺院经济发展的主张，对后代影响很大。陶渊明便是在隆安三年(399)投至桓玄的军幕之下，以期实现他的“大济苍生”的生命价值意念。可以说，在中国文化中人的社会历史性和人的本然性之间的那种常见的矛盾，也蕴含在陶渊明的仕途抉择的全过程中。而此时的他在现实环境的鼓动下，恰好把天秤偏向了人的社会历史性这一方，正是儒家思想中那种济世安民和成就功名之心使陶渊明迈出了重返仕途的一步。

　　就在陶渊明刚到桓玄手下作事的那一年，桓玄袭杀了殷仲堪，并铲除了殷的余党，自领荆、江二州刺史。“玄于是树用腹心，兵马日盛”，并制造出种种祥瑞来煽惑人心，阴谋篡夺帝位。同时，桓玄利用孙恩作乱之事，屡次上表要求出兵勤王，实际上也是在为篡权作准备。官场的混乱和价值的颠覆使得陶渊明重新审视自己的抉择，并将内心忧怨化为诗句表达出来。这期间有三首诗记叙了他的心路历程，即《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

　　前二首诗是陶渊明在仕玄期间，奉命使都后，归途中因受风阻而停泊于规林所作;后一首诗则是一年后他回家乡探亲假满，再赴江陵任所，于途中感怀而作。在诗中他写道：“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兹?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当年讵有几?纵心复何疑。”，又写道：“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投冠旋旧墟，不为好爵萦，养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我们从字里行间看到的不是对桓玄的评论，不是对政局的不满，而是对人的本然性情的真切召唤。当陶渊明置身于世界的混乱和价值的失衡之中时，想到的是人性的自足性才是真正可靠的，他眷恋那熟悉的山水田园，惦记着母亲、朋友，更怀念着自己本然的生存状态。“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兹?”“如何舍此去，遥遥至南荆?”在现实的昏暗面前，陶渊明并没有挺身担负起历史的责任，而是从人的社会历史价值意念中自动退出，转而追求生命的自然状态和人的自我道德的完善。这三首诗创作时间相隔一年，其实我们无须细细地考查这一年间在他身边都发生了些什么事情，就已经能从诗中得到答案：现实发生的种种变化，使得陶渊明“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的意向越来越明确，越来越坚定了!可巧，隆安五年(401)冬，陶渊明的母亲孟氏卒，他理应奔丧并丁忧居家。就是在这时，在本然心性的召唤下他离开了桓玄，结束了他三年的仕宦生涯，回到了“无世情”的园林。陶渊明的此次辞官回家，从后来所发生的一切来看也不失为明智之举。因为就在他回家的第二年即安帝元兴元年(402)以司马元显为首的军队开始征讨桓玄，桓玄攻入京师，杀司马元显;元兴二年(403)十二月桓玄篡晋称楚。而此时已避开了这些繁杂的变乱正在家服孝的陶渊明又是怎样一种状态呢?

　　此时的陶渊明对于“人间”这一连串事变不会一概不知，但是也许是其本然心性使他不屑于提起这些，也许是他仍旧遵循着阮籍以来许多魏晋人物的处世经验：“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吧?总之，在这期间所作的《始春怀古田舍》诗二首中，我们看不到现实社会变乱的蛛丝马迹，听到的却是诗人对于农村躬耕生活的源自本心的呼唤和赞叹。“夙晨装吾驾，启涂情已缅。鸟哢欢新节，泠风送馀善。”坐着牛车，伴着鸟鸣，在初春的熏风中，他终于回到了魂牵梦绕的田园。“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虽未量岁功，即事多所欣”，这才是诗人的本然的生存境界，也只有这里才是可靠的安全处所。他不用再为“行役”所牵累，他丢掉了儒家的对社会历史的关怀意向，“长吟掩柴门，聊为陇亩民。”希望以这种方式找回纯自然状态下的本我。陶渊明以荷篠丈人、长沮桀溺自比，来表明他“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躲避乱世的决心。但是我们却又可以那么深切地感到，在当时混乱、残酷的现实之中，这份出奇的平静与悠闲的得来是充满悲剧意味的。血腥的现实使得每一个具有价值关怀意向的人都不可避免地陷入这样的困境：热情的忧虑和忧虑的徒劳。价值关怀面临着的是遭受世界之邪恶的种种揶揄和否定，使他变得毫无“价值”。陶渊明深切地体会到这一点，“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他只好将这所谓的对社会、历史的关怀暂置脑后，而寻找另一种可以自适、自足的生存形态——“躬耕自资”。

　　“躬耕自资”的道路之艰辛很快便显现出来了!一年的劳动，收成甚微，“劲气侵襟袖，箪瓢谢屡设”的贫困生活扫荡了初归田园的欣喜、欢快，一向恬谈的诗人终于发出了“萧索空宇中，了无一可悦”的慨叹。这时儒家的道德理想又被拿出来作为个人生命精神的支柱，“高操非所攀，谬得固穷节。”这不禁让人想到《论语·雍也》所载：“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当然，对“隐”这种行为方式，儒道两家的看法是完全不同的，孔子肯定“隐”是有条件的，他认为“隐”是一种权变，是对人的道德、本性的修炼;而道家主张“隐”，却是对现实世界完全的消极退避。这个阶段的陶渊明并不在意这其中的差异，他只是用它们来铸造自我的生命形态，使自己在穷困的生活境况中找一个精神的依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