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的出仕目的与归隐原因(3)

　　第三次出仕任刘裕参军

　　晋安帝元兴三年(404)，陶渊明已经40岁了，按孔子说法：“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他早该有所建树了。儒家的伦理价值生命观对于陶渊明来说，仍是一个根深蒂固的生命情结。就在这一年，他写了四言诗《荣木》，抒发“人生若寄”时不我待而希望及时建功立业的感情。他在这首诗的序中说：“荣木，念将老也。日月推迁，已复九夏，总角闻道，白首无成，”流露出一种急躁不安的情绪。“先师遗训，余岂云坠?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这里的陶渊明不但高标着个人的道德理想，而且又拾回了儒家的价值关怀意向，大有屈原式的求索精神。就是在这种思想的驱动下，他终于又离家出仕，作了镇军将军刘裕的参军。

　　刘裕起自布衣，初为冠军孙无终司马，安帝隆安三年(399)在任刘牢之参军讨伐孙恩时屡建战功，升任建武将军。元兴元年(402)桓玄入建康篡夺帝位以后，极端残酷专横。三年(404)年初刘裕率众找着反对桓玄篡位，恢复晋王朝的旗号讨伐桓玄。两三个月里就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于三月进入建康。刘裕在这时作风颇不平凡，他“以身范物，先以威禁内外，百官皆肃然奉职，二三月间风俗顿改”。而这时桓玄把晋安帝从江州劫持到江陵。刘军在浔阳附近的桑落洲大破桓军，刘裕被文武臣僚推为镇军将军、都督八州军事。刘裕的崛起一时间似乎给晋朝带来了新的希望!当时的刘裕才干和功绩同陶渊明的曾祖长沙郡公陶侃很有相似之处，可见，“四十无闻”的陶渊明迈出投向刘裕的这一步不是没有根据的。再加上刘裕此时立足未隐，急于招揽文武人才，他对于这个能提早脱离桓玄归田隐居的江州名士陶渊明也可能是有一定的好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的陶渊明走上了东下京口赴任的道路。

　　就在赴京口任职的途中，他在曲阿写了一首表露心迹的诗《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

　　弱龄寄事外，委怀在琴书。被褐欣自得，屡空常晏如。时来苟冥会，宛辔憩通衢。投策命晨装，暂与园田疏。眇眇孤舟逝，绵绵归思纡。我行岂不遥?登降千里馀。目倦川途异，心念山泽居。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真想初在襟，谁谓形迹拘?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

　　陶渊明自年少时起即寄身事外，倾心琴书，安贫乐道。那么为什么要出任镇军参军呢?按这首诗的说法是：“时来苟冥会，宛辔憩通衢。”尽管入仕并非自己的人生价值取向，但是如果时机来与自己默默相会，那么也不妨拨转车驾游憩于仕途之中。于是他便准备起行装，暂时离开田园就任镇军参军去了。乍看来，这次出仕又是陶渊明的一次随性适意的决定，并没有偏离他的顺就自然的心性特质。但是当我们细看此诗的后半部分时，却可以清楚地体察到在上任途中的陶渊明再次陷入了人的社会历史性和人的本然性之间的那种深刻的矛盾之中。虽然他把再入仕途淡释为一种时机的“苟冥会”，但是那种源自骨子里的济世救国，建功立业的价值关怀意向却是难以遮盖的。这种被陶渊明刻意淡释的价值关怀意向才是他真正的“心”的樊笼，因为他不可能彻底抛弃它，所以那份“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的矛盾和懊悔才显得分外的真切动人!“真想初在襟，谁谓形迹拘?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正是因为陶渊明的这份真实的内心矛盾与懊悔，才使得终将归隐田园的这个人生抉择逐渐显现出坚实的情感根基。

　　果然，怀着这种心情赴任的陶渊明，不到一年就又辞去了镇军参军的职位离开了刘裕。这固然与陶渊明此次入仕时的情绪有关，但是刘裕在此间的所作所为也是不应忽视的原因。刘裕虽然有雄才大略，使豪强慑服，但是却猜忌成性，诸多贤才，多遭翦灭。在桓玄败死于江陵之后，刘裕全力铲除其余党，凡不是刘裕之嫡系均人人自危，即使是那个在战场上援救过刘裕的刘牢之子刘敬宣，也是提心吊胆地过日子，更何况身为桓玄旧部的陶渊明呢?在价值关怀终于成了有害于生命的“情景”的时候，只有顺应自然，避免伤及生命，才是最真实可靠的人生。一个社会的个体的人在无力改变现实的情况下，他能够把持的只有自然生命，陶渊明太清楚这一点，他只好抽身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以求“全生”。我们大可不必为此责备陶渊明的“知难而退”，也大可不必将屈原与陶渊明不同的价值取向比出个是非高下。我们没有理由要求每一个个体都去担纲世界的黑暗，要求每一个个体都有义务像哈姆莱特那样想去消除世界的残酷和丑恶，因为我们不能肯定每一个人都有担当这种义务的心智和能力。面对世界的混乱、不幸和丑恶，一个人能够不同流合污而独善其身，“养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已经算是一种“超越”。当一个人没有力量与邪恶抗争，没有唐吉诃德那样的勇气，拖着孱弱的躯体，挺着一丈长矛向整个城堡挑战时，我们就没有理由责备他的软弱。相反，每一颗“零落成泥辗作尘，只有香如故”的柔弱的心灵，才是值得我们分外珍视的。也正是在这一点上，陶渊明以其平民化的心路历程打动了无数后人。　　第四次出仕任刘敬宣参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