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一九七六年以来陶渊明研究的迅速进展
“文革”结束以来，陶渊明研究无论在深度上还是广度上均有较大进步。有关陶学研究的新成果：专著、论文、集注、选本等如雨后春笋般地破土而出，纷纷问世，短短数年，成绩斐然一九七八年以后，由拨乱反正逐渐转入新的开拓，思想活跃，在不少方面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计有：(一)陶渊明的政治倾向。高文、何法周《试论陶渊明的政治倾向》认为其核心问题是“志在扶晋，为晋守节”、“封建社会的正统观念、地主阶级的忠君思想主宰着他的灵魂，支配着他的言行。”[21]冯钟芸《陶渊明的世界观及其归隐》也认为“在政权这个根本问题上，陶渊明的政治态度和思想感情是站在以晋室为代表的门阀贵族一边。从这个意义上说，应该说是更深刻的门阀士族观念。[22]不同意上述观点的，王宽行、张如法《也谈陶渊明的政治倾向》指出“陶渊明对晋室主要是持批判态度的，这是他政治倾向极为重要的一面；此外，陶渊明对晋室，主要是对安帝和恭帝的遭遇，又持同情和怀念的态度。”[23]郝志达《浅谈陶渊明的政治倾向》同样提出其“政治倾向的主导方面，无疑是以揭露和批判东晋末年的黑暗腐朽政治为出发点，又以哀叹东晋王室的复灭为归宿。表现在诗人身上这种‘批判’和‘哀叹’的心理矛盾，进步与消极因素的并存，只能从作家的世界观去找原因。”[24]
(二)陶渊明的哲学思想。逯钦立《关于陶渊明》认为“他成为一个服膺‘自然’的玄学信仰者，而《形影神》诗便是一组批判佛道迷信而肯定‘自然’的哲理诗。……是消了佛道迷信的毒，却又放了道家玄学的毒。”[25]杨廷福《陶潜〈形影神>诗为范缜<神灭论>的先导说》则认为“陶潜的不少作品中提出了世界上事物没有不变的‘化迁’宇宙观。然而从陶潜的‘化迁’观点和神灭思想，穷源竟委，则由来已久，也正是儒道的综合。[26]冯钟芸也认为“委运任化是他崇尚自然无为思想的深化而导致的结果，这种思想，固然受到老、庄玄学思想的影响，更重要的它是社会现实的产物，它和陶渊明的痛苦的政治经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凡引文篇名及出处见上的，概不重出，下同)钟优民《陶渊明的世界观》则提出“陶渊明哲学思想核心应为素朴的气一元论学说，‘化迁’、‘神灭’等思想是其派生的。……‘复得返自然’包含有自然界的本来面目和天地万自然存在的涵义，与他万物‘受气’而生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是一致的。”[27]张德鸿《论陶潜<形影神>三诗的社会意义》也指出陶渊明“表露的委运任化、随顺自然的人生态度，当然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消极心情的反映，……但是，它在诗中不占主要地位，掩盖不了他反对宗教，批判社会的主旨。”[28]
(三)陶渊明的田园诗。王运熙《陶渊明田园诗的内容局限及其历史原因》认为陶的田园诗内容绝少谈到农民，没有出现真实具体的农民形象，所以不能进一步反映农民的痛苦生活和农村凋敝荒凉的面貌[29]。李文初《陶渊明田园诗的评价问题》却认为；“社会现实有其广阔的天地，反映社会现实也容许有多种手段和途径。陶渊明是通过亲身的农村生活经历来反映他对农村现实的认识的，这种认识，虽然没有通过农民来表现，但同样反映了当时农村的社会矛盾和严重危机。”[30]诸春来《对陶渊明田园诗的几点看法》认为：“陶渊明在田园诗中反映出来的思想感情是越到后来距离农民越近，距离地主阶级越来越远，到他晚年，他已成为一个很近似农民的诗人。”[31]中山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陶潜的<桃花源记>和田园诗》提出陶的田园诗“客观上仍然掩盖了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剥削，麻痹了广大农民反抗封建黑暗统治的斗志，又把一些对现实有所不满的封建文人引向逃避现实的道路，缓和了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从它的主要思想倾向看，并没有触动当时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对后人封建文人的影响也是消极的。”[32]李翰《也谈陶潜的〈桃花源记>和田园诗》则认为：“陶潜并没有‘去寻找一条逃避现实的道路’。他以归田不仕的形式参加了政治斗争。诗歌是他的武器。……瑕不掩瑜，陶诗的主流是好的。至于后人的眼光各异，弃其精华，取其糟粕，并增而广之，那是后人的事，不应由陶潜负责。”[33]
(四)陶渊明的美学观。陈长荣《陶渊明诗歌意境的美学风貌》认为“‘趣’——这就是陶诗给予人们的丰富而深刻的感受。它标志着陶诗意境的重要美学特征。……陶诗意境构成的特点表现为：物、我的同一，理想化的诗意憧憬，情、事、景、理的交融以及形似与神似的统一。”[34]徐声扬《“但识琴中曲，何劳弦上声”——从陶渊明蓄无弦琴看陶渊明的美学观》认为：陶的“美学观，应该说是源于儒家的‘为仁’与‘中和’的。……正因他具有这种‘为仁’和‘致中和’的朴素美的思想，才能‘写其胸中之妙’。故当其吟兴偶到，即在作品中表现出一种天机和畅，静气流溢的美感，出现一种文体有净、殆无长语的诗篇。”[35]
(五)陶渊明的艺术风格。王运熙认为陶渊明“能够冲破玄言诗的束缚，以朴素平淡的语言表现农村的优美风光和他自己的日常生活和体验，使诗歌洋溢着诗情画意，获得了新生命。”葛晓音《陶诗的艺术风格》指出，“他超出了当时崇尚形似的艺术观，比他同时代乃至以后几代文人更早地发现和创造了浑融完整的诗歌意境，这种意境是在诗人淳真平淡的生活和心情中自然形成的。……陶集中无论行役诗还是田园诗都是写意。归鸟、青松、芳菊、孤云，多有比兴、象征的意义。”[36]马秀娟《此公岂作诗，直写胸中天》认为。“陶诗的‘淡’是浓后之淡，‘质’是巧中见质，‘枯’是腴极似枯，这种质而绮，枯而腴、淡而美的矛盾的统一，构成了陶诗深远无涯的意境，清新实丽的风采，冲淡清和的情致。”[37]孙静《谈陶渊明田园诗的浪漫主义》指出。“陶渊明用‘意’在现实生活中幻想出理想的乐园，也在创作中完成了理想境界的飞跃。在表面上似是描摹平实的实际生活中，实际上已经不知不觉地展开理想与愿望的翅膀，飞入了一种精神化境。”[38]
(六)陶渊明的创作方法。钟优民《论陶渊明和他的咏怀诗》认为陶集大部分作品是现实主义的杰作，而“反映诗人思想发展和艺术实践最高成就的《桃花源记》和《桃花源诗》”，则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高度结合，而浪漫主义又占主导地位的珍品”。[39]孙静则进一步提出：“陶渊明田园诗的主要倾向是以理想为轴心，或者表现理想的生活境界，或者抒发坚持理想的精神，无疑是属于浪漫主义的。……陶渊明的田园诗丰富了我国古典诗歌的浪漫主义流派。它创造了浪漫主义的一种新风格，其基本特点就是在乎实的生活形式中含蕴着理想的境界，在表面的现实形式下含蕴着非现实的内容。即使是诗人用幻想的形式写出的桃花源，也呈现着这样的特点”。并指出“陶渊明的浪漫主义主要来自以‘庄’为代表的这个浪漫主义传统”。
这段期间出版的陶学专著有逯钦立校《陶渊明集》(一九七九年中华书局)，李华选注《陶渊明诗文选》(一九八一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唐满先选注《陶渊明诗文选》(一九八一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徐巍选注《陶渊明诗选》(一九八四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唐满先注<<陶渊明集浅注》(一九八五年江西人民出版社)，钟优民著《陶渊明论集》(一九八一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吴云著《陶渊明论稿》(一九八一年陕西人民出版社)，王绍龄著《陶渊明》(一九八三年中华书局)，谷云义编著《陶渊明》(一九八三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等。这些读物或全面地论述陶渊明的时代、生平、思想发展、创作成就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或简明地分析陶渊明思想和创作的几个侧面，皆能从不同角度反映陶学研究的新水平、新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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