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常见范增之事项籍，不用而愤惋以死，谓其弊在居家好奇计耳。霍光之受天任也，不学无术，后世讥之。夫计与术，皆不得已而用之者也。人以为奇，我以为常，乃善耳。术者，亦必本乎学也。苟无其学，斯无其术。安石虽非不学之流，而实有好奇之志，故亦适成其无术耳。然则安石者，乃范增、霍光之等也，若章惇、蔡京，小人之尤，岂其伦哉?
吾不忍以安石之贤而见诬如此，故为一言。
【翻译】
王安石用新的政策辅佐宋神宗治理国家,可是赞成和反对的声浪交加,最终导致国家大乱。(后世的)评论者说靖康年(北宋灭亡)和建炎年(南宋初)国家的祸乱都是根源于王安石的变法所为,所以就追溯批评他,仿佛他的奸恶都超过了章惇和蔡京.咳!这是寡闻浅见者的说法呀。
《易经》上说“潜藏于深潭的龙还不能发挥大的作用”，孔子解释说“它隐藏着而没有显现出来，可以做事但还不能做成功，因此在这样的阶段君子不会大有作为。”(代表君子品格的)“龙德”是喜欢有所作为的，但是不能成功就不可以去做，因为(勉强去做)就一定会做的过分。大概王安石的过失就是不成熟就硬去干，结果过犹不及。然而不能说王安石不是君子呀。批评他的人说：祖宗的法度不应当改变。
祖宗的法度(如果好)，确实不该改变。可是宋代的祖宗与夏商周三代的君主相比如何呢?即使是夏商周三代的法度，也不能没有弊病，夏代讲诚信，商代变为重质朴，周代再变为尚礼仪。(三代政治也有变化)宋代的祖宗难道会有万世不变法度吗?况且在宋仁宗庆历年之初，杜衍、范仲淹等先辈已经提到应该改变的地方了。在此以后又过了几十年，弊病一定比杜范那时更严重了，当时如(批评王安石变法的)吕公著、苏轼等人也曾想要做些改变。假使王安石能等到他学识完成然后出来谋划天下大事，看那些可以改变的地方就改变，还不能改变的地方就暂且照旧。有了成功自己不居功，不成功就聚集天下公道议论，精心思考并且反复说明，(如果这样)怎么见得变法不是最好的治国之道呢?遗憾的是他不能再等一等，所以他没有成功。批评者又说：王安石的志向太高了，(不切合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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