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永嘉：王安石与苏轼的故事(2)

　　二、苏东坡的“推阐理势”——实事求是的政治哲学

　　能集中反映二苏政治哲学思想的是苏东坡写的《东坡易传》，实际上这本书是他们兄弟二人合力完成的，苏辙在苏轼的墓志铭上说：“先君晚岁读《易》，玩其爻象，得其刚柔远近喜怒逆顺之情，以观其词，皆迎刃而解。作《易传》未完，疾革，命公述其志。公泣受命，卒以成书，然后千载之微言，焕然可知也。”而此书的某些段落则出自苏辙之笔头，书的作者挂在苏轼名下。《四库提要》概括此书的宗旨为：“推阐理势，言简意明。”从时事出发，推阐其中的理路，苏轼不喜欢空谈天道性命，苏轼的史论，是从现实生活的问题出发，总结历史上成败的经验教训，寻找政治的理路，古今治乱的轨迹是势，其所以然之故是理，这就是推阐理势的思路。用现在的话讲，办事行政，必须实事求是。

　　王安石与苏东坡这两个思路的走向不同，前者是从本体论，从概念出发，后者是从时事即从实际出发，借历史上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寻找所以解决现实问题的理路，二者相较，二苏的思路更切合实际一些。以《易传》的《无妄》卦之卦义的解释作比较，洛学的代表人物程颐偏重于前者，程颐说：“无妄者，至诚也，至诚者天之道也。天之化育万物，生生不穷，各正其性命，乃无妄也。人能合无妄之道，则所谓与天地合其德也。”(《二程全书》)。古人讲天道，现代人讲普世价值，其实是一个东西。程颐的意思是人人都能遵循这天道，也就是普世价值，那就是天下大同了。苏轼则持相反的意见，关于《无妄》之卦义，苏轼说：“善为天下者，不求其必然。求其必然，乃至尽丧。”换一句话说，不能只有一个尺子，强迫大家都去遵循某种尽善尽美的概念或境界，那反而是坑害人的东西。所以他说：“以无妄为药，是以至正而毒天下，天下其谁安之?”强行推行人权法则，普世价值，必然是推行到哪里乱到哪里，在苏轼看来，无妄其实是一种苛刻而近乎偏执的追求绝对真理的陷阱。这样的政治追求，并不能真正达到至正无妄的境界，强力推行的结果，必然是荼毒天下。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国内还是国际的种种实践都证明了这一条简单的道理。当年《庄子》便说过以一家之至正矫拂天下万家之不正，将使天下之人尽丧其性命之情。故在政治上偏执地追求无妄的理念，也就是追求普世价值之类，在实践上只能是荼毒天下。这样讲并非否定人们的理想，理想只能是人们理念和人格上的追求;实践、政府行为只能从实际出发;做人是要有理想，要有追求;但做事、行政只能从实际出发，从已经给定的社会状况出发，具体地一件一件实事求是地去做。

　　“推阐理势”，从政治思想这个角度去解释的话，势是表现民心之所向，理是对民心所向之内在逻辑的体悟。苏轼在元丰七年三月十一日，曾记梦中诗文：“道恶贼其身，忠先爱其亲，”又有数句若铭文者云：“道之所以成，不害其耕，德之所以修，不以贼其身。”这反映了苏轼的基本观念，民众的生产和生活是道德性命的根本，不能贼民众之身，要让民众能亲其亲，才能使大家忠于道义，说到底还是以民生为本，对于执政者而言，是如何使行政的作为去适应民心所向，而且这没有定势和定式，而且它应该是随着时事的变化而变化无常的。

　　苏轼在《坎》卦的注释中说：“万物皆有常形，惟水不然。因物以为形而已。世以有常形者为信，而以无常形者为不信。然而方者可斲以为圆，曲者可矫以为直，常形之不可恃以为信也如此。今夫水，虽无常形，而因物以为形者，可以前定也。是故工取平焉，君子取法焉。惟无常形，是以迕物而无伤。惟莫之伤也，故行险而不失其信。由此观之，天下之信，未有若水者也。”他在《涣卦》的注释中说：“世之方治也，如大川安流而就下;及其乱也，溃溢四出而不可止。水非乐为此，盖必有逆其性者，泛溢而不已。逆之者必哀，其性必复;水将自择其所安而归焉。古之善治者，未尝与民争;而听其自择，然后从而导之。”换言之，便是让百姓有表达自己意愿和充分选择的自由，国家的治理也只是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尽可能地满足人民的各种需要。

　　如何顺水之性，适水之势，也就是顺民之心，得民心者才能得天下。适水之势，也就是满足大多数人民日常生活的需要，故任何事都只能顺势而为，不是从给定的概念出发，图虚名而受实祸;相反是从实际出发，无论白猫黑猫的猫论还是摸石头过河的摸论，说到底都是顺势而为，顺民意而为。中国革命胜利的最基本经验，便是在延安整风中批判了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摆脱了从马列主义本本至上的概念，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总结中国历史上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是毛泽东引导全党摆脱了第三国际的瞎指挥，说到底也就是循理无私，所谓无私，也就是克服一己之好恶，要到达这一点，也就是通万物之理，观自然之变，一切遵从客观的要求和自然法则。从哲学思维上讲，二苏确有高人一筹的地方。说到底还是坚持唯物主义，反对一切主观主义。从三苏父子兄弟之间及其与社会的相处上看，他们以义相待，没有因私为个人谋利，这是他们高人一筹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