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永嘉：王安石与苏轼的故事(3)

　　三、从二苏的作品中见其为人之真诚和品位

　　在政治哲学上主张“推阐理势”，一切从实际出发;那么就个人的立身行事而言是否就应该抛弃理想，一切从个人利益出发，做一个鼠目寸光的庸人、小人呢?不是，而且刚好相反;做人要有理想、能自律，以利他见自己的真诚，以不畏艰辛和挫折见为人之高尚品位。在这方面我们不妨从二苏之为人和作品看一下他们为人之真诚和高尚品位，迄今他们仍是我们立身行事、为人、为文的光辉楷模。

　　宋仁宗初读轼、辙制策，“退而喜曰：‘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神宗尤爱其文，宫中读之，膳进忘食，称为天下奇才。”(《宋史·苏轼传》)。如果苏轼与苏辙兄弟二人仕途顺畅，都成了神宗、哲宗时的宰相，那么唐宋八大家，如果缺了苏东坡就少了灵魂了。从仕途上讲，苏轼与苏辙固然坎坷而颠沛流离，然而苏轼所到之处，也干了不少实事，并留下不少值得后人怀念的遗迹，在海口有苏公祠，那就是他流放为琼州别驾在昌化安置的落脚地，今为海南岛之海口。关于那时的昌化，苏辙在东坡先生墓志铭中说：“昌化非人所居，食饮不具，药石无有，初僦官屋以庇风雨，有司犹谓不可。则买地筑室，昌化士人畚土运甓以助之，为屋三间。人不堪其忧，公食芋饮水，著书以为乐，”还说：“最后居海南，作《书传》，推明上古之绝学，多先儒所未达。”其为人“虽数困于世，然终不以为恨，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我与徐景贤一起去海南，便抱着景仰的心情，去海口登苏公祠，以先贤之豁达激励自己。

　　在人们心目中，苏轼与苏辙只是文学家，只是他们的散文、政论、特别是他们的诗词写得好，其实不然，他们还是卓绝的思想家、哲学家，富于思辨;他们思辨的特点不是从空泛的理性天道出发，而是从历史和自己的社会实践出发;在兄弟父子之间，天地山水之间，他们表达出如此深厚深重的情感世界，如果没有那么深厚的哲学和历史知识，那就很难想象他们能写出如此豪迈的诗词，激励着千百年来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民，对自己的国家、民族那种雄浑宽广的精神境界，人与人之间那种细腻入微的情感世界，这是一般的士大夫和文人根本无法达到的境界。苏轼对因考题引起王安石震怒的状况，在《唐道人言天目山上府视雷雨，每大雷电但闻云中似婴儿声，殊不闻雷震也》一诗中说：“已外浮名更外身，区区雷电若为神。山头只作婴儿看，无限人间失箸人。”在山顶或高处观雷雨之阵云，闻雷声，确似婴儿哭声，我也亲身经历过。以此喻个人的经历。如果把个人的名利得失置之身外，便能居高临下地把那些大人物不合情理的雷电暴雨式的愤怒当作婴儿哭声，不一会儿便会雨过天晴，问题是自己有没有足够的思想底蕴能做到嘛?言为心声，诗更其如此。

　　苏轼因此而通判杭州时，由汴京南下，渡江游金山寺时，他作《游金山寺》一诗，诗中有这样几句，他说：“我家江水初发源，宦游直送江入海。闻道潮头一丈高，天寒尚有沙痕在。”那是对御史谢景温等的弹奏之嘲弄，又如“是时江月初生魄，二更月落天深黑。江中似有炬火明，飞焰照山栖鸟惊。”借金山傲立江中以喻自己敢以初生之犊不畏虎的气魄，敢于挺身对豪势者泼冷水、说真话。那些非议他的舆论不过是受惊的飞鸟而已。诗的最后二句：“江山如此不归山，江神见怪警我顽。我谢江神岂得已，有田不归如江水。”这里是借着长江中间挺立的金山以喻自己不屈不饶的精神。在强者面前显示自己敢于顽强对抗的精神，这就是反潮流的精神，中华民族如果没有这种顽强坚持真理的精神，何以能五千年来屹立于世界之林呢?再看当今我们那些知识精英们满脑子都是欧欧美美的洋大师们，对于自己的祖先则早已丢到天宵云外，所以他们做什么事都要看洋人的眼色，处处都仰仗外国的精神领袖，什么事都要请外国人来说好才敢放心;搞文学的为中国文人得不到诺贝尔文学奖而低声下气，说到底那只是一种奴颜媚骨而毫无志气，既可悲又可鄙的贾桂相。

　　二苏的诗，可贵的不仅是诗文给人以美感，更重要的是他们赋予人们一种昂扬的精神，这是我们民族所以能够长盛不衰的最可珍贵的精神。二苏的词留给后人不仅是为人的骨气，还留给后人无尽的英雄气概。如苏轼《江城子·密州出猎》所显示的便是豪爽不可一世的英雄气概，它说：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岗。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为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再看那为多少人热爱和传唱的《念奴骄 赤壁怀古》表现了那么豪迈的英雄气魄特别是它那上阕：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这首词曾经激励着多少人为自己国家和民族英雄的历史而感到自豪，并激励人们为民族为国家而奋发有为，读史可是为了激励自己，而不是一味泄气，如有些精英们讲到中国历史什么都不好，从过去的风土人情、思想体制到现实生活全都一无是处，可惜自己生在中国活在中国，如果能生在美国活在美国那该多好啊!那样的自卑自贱，这怎能激发起自己民族和国家奋发向上的精神呢?

　　在二苏的诗词中，不仅有豪迈而奋发向上的激情，对于自己的亲人，不管他们处于顺境还是逆境，也都充满着百般思念的爱心和亲情，二苏诗词作品中，有许多名作都是兄弟之间的唱和。如苏轼熙宁九年所作的《水调歌头》末尾那句：“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蝉娟。”便是中秋夜，苏轼为怀念兄弟子由而作。至于苏辙，当苏轼遭难时，总是挺身而出。元丰二年，苏轼徙知湖州，又以文字被御史上告其以诗为讪谤而遭逮赴台狱，这时苏辙没有与其兄划清界限，反而上书称：“臣早失怙恃，惟兄轼一人，相须为命。今者窃闻其得罪逮捕赴狱，举家惊号，忧在不测。臣窃思念，轼居家在官，无大过恶，惟是赋性愚直，好谈古今得失。”“不知文字轻易，迹涉不逊。”“惟兄弟之亲，试求哀于陛下。”“昔汉淳于公得罪，其女子缇萦，请及为官婢，以赎其父，汉文因之，遂罢肉刑。今臣蝼蚁之诚，虽万万不及缇萦而陛下聪明仁圣，过于汉文远甚。臣欲乞纳在身官，以赎兄轼。”这在当时也已很不容易了。宋神宗把苏轼以黄州团练副使安置了，神宗这样做还是比较宽容的。苏辙在其兄的墓志铭中说其兄：“谪居于黄，杜门深居，驰骋翰墨，其文一变，如川之方至，而辙瞠然不能及矣。”不仅没有因先前文字狱的事，有任何怨言，反而盛赞其兄翰墨之进。再说夫妇之间，苏轼的《江城子·记梦》便是他在密州怀念其妻王氏去世十年后的作品，其上阕云：“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苏词中有我，此我是他的真性情，真面目，由真而见其诚，正是真诚二字使他的作品为人们千古传唱。所以看一个人，不在于他仕途的顺逆，也不在于他有多少金钱和多高的地位，而在于他处理人际相互关系时个人为人的品位。

　　一个人既要有理想，这是鼓励人们前进的动力;也要崇尚实际，处理问题只能从实际出发;理想能激起自己和社会的力量，而处理社会问题只能尊重历史客观的进程，任何人都不能摆脱路径依赖的局限。所以，我们要尊重历史的经验教训。如何把二者结合得恰到好处，永远是一个等待人们去破解的难题。历史的悲剧还会不断重演，人们大概也只能在重复吸取悲剧所付出的代价过程中不断艰难地跋涉前行。世上没有一步到达理想境界的神奇秘方，彼岸永远是我们可望而不可及的远境，普世价值之类绝对理念只能是如此，谁要想一步到位，带给世界的将是一场绝大的灾难。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加剧的过程中，各个国家或者各个经济体面临这个过程时，自然有其思想和文化的转型;同时这个转型，表现在各自经济体内部核心价值取向的转型，势必有一个路径依赖的问题。东方的世界大同与西方的普世价值，毕竟各自有其不同的发展路径，如果以一方的人权法则强求于另一方，即便是其内部人提出，也会引起对抗。韩非子在《八奸》中的第八奸，便是“四方”“何谓四方?曰：君人者，国小则事大国，兵弱则畏强兵，大国之索，小国必听，强兵之所加，弱兵必服。为人臣者重赋敛，尽府库，虚其国以事大国，而用其威诱其君;甚者举兵以聚边境而制敛于内，薄者数内大使以震其君，使之恐惧，此之谓四方。”借外力以逼国内接受外来的价值取向，其结果往往适得其反，如果以强力来推行，那么小布什在伊拉克的教训就体现了这个此路不通的道理。那些热衷于普世价值，对中国特色耿耿于怀，必欲去之而后快者，可以休矣!在眼前，世界文化的发展，只能是多元共进，不可能是一元之强权，只能是和而不同，不可能是同而不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