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拗相公”王安石操盘北宋公司变革(2)

正因如此，王安石被时人称之为“拗相公”。明末冯梦龙作品《警世通言》里也有“因他(王安石)性子执拗，佛菩萨也劝他不转，人皆呼为拗相公”的说法。

　　如此“拗相公”被神宗相中，操盘公司组织变革大事，优点在于自信和执着，缺点则在于固执己见、难以容人。这其实是一个操盘手的大忌，也是公司隐忧。接下来，宋神宗很快就觉察出来，王安石既是来解决问题和麻烦的，同时也是问题和麻烦的制造者。很多高管因为他的到来纷纷求去，而王安石团队自身也矛盾重重，组织变革遭遇到绕不过去的瓶颈。

　　公司变革触动利益集团，考验操盘手

　　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王安石任参知政事，设制置三司条例司，开始推行新法。自熙宁三年至七年间，以王安石为首的公司组织变革者陆续推行青苗法、免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条约以及保甲法等一系列新法。

　　我们且来看一下这些新法对公司组织来说究竟能起到什么作用。熙宁二年九月，青苗法颁布，规定每年分两期，即在需要播种和夏、秋未熟的正月和五月，按自愿原则，由农民向政府借贷钱物。收成后，随夏、秋两税，加息十分之二或十分之三归还谷物或现钱。青苗法颁行后虽有一些利息产生，但相比于当时百分之二、三百的高利贷而言，青苗法可使农民在新陈不接之际，不至于受到“兼并之家”的盘剥，朝廷也从中获得大量利息，是谓一举两得之举。这其实体现了王安石所提出的“民不加赋而国用足”的组织变革意图，当是善法无疑。

　　熙宁三年(1070年)十月，免役法实施。此前，北宋的纳税户，都要依照他们户等的高低轮流到各州县去服差役(也叫职役)。免役法推行后，改由州县官府自行出钱雇人应役。雇员所需经费，由民户按户分摊。另外凡农村的上三等户和城市的上五等户，即当时被公认为“兼并之家”的，都要在原有课税之外，再交纳一份免役钱或助役钱。免役法的实施，可以说既使农民从劳役中解脱出来，保证了劳动时间，也对兼并之家形成一种打击;同时增加了宋公司的财政收入。

　　同年，保甲法颁行，规定乡村住户，每五家组一保，五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保丁平时耕种，战时征召入伍。此举用以防止农民反抗，并节省军费。对公司组织来说，其重要意义在于它的稳定作用。

　　熙宁四年(1071年)八月，《方田均税条约》出台。此前，北宋公司内部的潜规则是豪强兼并之家可以肆意兼并土地，并且享受免税免役的特权。对公司组织来说，这是个潜在的冲突因素和不稳定之源。《方田均税条约》分“方田”和“均税”两部分，“方田”是每年九月由县长主持土地丈量活动，按土壤肥瘠程度定为五等，“均税”则以丈量结果为依据，制定税数。新法的颁行，既解决了豪强兼并之家兼并土地、隐瞒田产和人口的问题，也减轻了农民负担，增加了财政收入，是对宋公司利益的良性整合。

　　熙宁五年(1072年)三月，市易法颁行，出资金一百万贯，在开封设“市易务”(市易司)，于平价时收购商贩滞销的货物，待市场缺货时再卖出去。对北宋公司而言，市易法调整了内部流通秩序，优化了贸易结构，既限制巨商富贾操纵垄断市场的企图，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财政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