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种种公司组织变革，无一不触动既有利益集团，对变革操盘手的考验尤为艰巨。
拒绝权变变通，将异见者逼成反对派
在王安石变法团队的外围，有一个本可以为其所用的智囊团，像韩琦、富弼、司马光、文彦博、范纯仁(范仲淹之子)以及苏轼兄弟等，但在王安石推行新法的过程中，这些人却纷纷与其反目，走到了组织变革的对立面。个中原因究竟为何?
熙宁二年(1069年)青苗法颁布后，宰相富弼即称病辞职，出判亳州。宰相曾公亮起初积极帮助王安石实施变法措施，后因在青苗法问题的争论过程中保持中立态度而受到王安石非议———王安石屡次在神宗面前数落曾公亮，迫使后者以身患疾病为由提出辞职，最终罢相。
时任翰林学士的司马光则在青苗法颁布后，写下《与(王)介甫书》，认为实施新法会产生侵官、生事、征利、拒谏、致怨等弊端，希望王安石废弃新法，恢复旧制。王安石则写了《答司马谏议书》以为回应，攻击司马光说：“(司马光)外托酬上之名，内怀附下之实，所言尽害政之事，所与尽害政之人”。当神宗准备重用司马光出任枢密副使时，王安石竟说：“今用光，是与异论者立赤帜也。”———现在如果起用司马光，是给反对派立一面红旗啊!王安石还赌气托病居家，上书神宗，请求解除自己的职务，直至神宗权衡利弊决定支持他时才继续出来工作。这之后，两人关系完全绝裂，司马光于熙宁四年初，“请判西京御史台归洛，自是绝口不论事”。
当欧阳修提出实施青苗法弊大于利，“请止散青苗钱”(不要再发放青苗钱，意指停止青苗贷款)时，王安石在神宗面前称他“在一郡则坏一郡，在朝廷则坏朝廷，留之安用?”———欧阳修就因为对青苗法有所批评，且未执行该项政策，被王安石排挤出朝廷，知蔡州(今河南汝南县)。
文彦博在英宗时就任枢密使，可谓德高望重的老臣。当王安石开始变法后，文彦博与王安石所持之论有异，对其中市易、青苗诸法伤民弊端多所论及，提出“朝廷行事，务合人心，宜兼采众论，以静重为先……祖宗法未必皆不可行，但有偏而不举之弊尔”。王安石反驳他说：“求去民害，何为不可?若万事隳脞(指不可为或对事情苛责过细)，乃西晋之风，何益于治?”文彦博后来也被王安石排挤出朝廷，改任地方官，最后退休了事。
面对朝中大臣纷纷求去，熙宁四年(1071)七月，御史中丞杨绘上疏说：“老成之人，不可不惜，当今旧臣多引疾求去，范镇年六十有三，吕诲年五十有八，欧阳修年六十有五而致仕，富弼年六十有八而引疾;司马光、王陶皆五十而求散地，陛下可不思其故乎?”王安石看到此疏后，竟勃然大怒，建议神宗将杨绘贬至岭外荒凉之地。神宗或许是有些于心不忍，折中了一下，将杨绘贬为亳州知州。
从王安石与上述人等的交锋可见，司马光们对王安石变法虽有不同意见，却绝非党争。但王安石拒绝容纳不同意见和势力，从而在有意无意间促成反对派阵营的迅速形成并日益扩大，致使公司组织当中的互动关系缺乏缓冲带和润滑剂，成二元对立结构，组织变革风险和成本加剧。
而从王安石与这些人等的私人关系看，其实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韩维、吕公著等人原是王安石的靠山，早在神宗为太子之时，韩维即为太子司文书事，对王安石很是欣赏。他对朝政提建议，每每获得神宗认可时，都会说：“此非臣之意见，乃王安石之意见耳。”因为这个原因，神宗才对王安石渐生好感，并请其出山主持变法大局;吕公著在神宗继位后被召为翰林学士，他与欧阳修、王安石等相交，是当时著名的文学之士，在神宗面前对王安石多有美言，对王安石出山也起到一定作用。
文彦博、欧阳修等人则原是王安石的荐主。王安石当年任舒州通判时结识了曾巩，曾巩惜其才，向欧阳修推荐，欧阳修也爱才，不仅向当时的宰相文彦博推荐，且和文彦博一起向仁宗推荐，王安石这才一步步走到权力中心来，成为组织变革操盘手。
而如富弼、韩琦等人则原是王安石的上司。富弼早在至和二年(公元1055年)，就被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与文彦博同日拜相，是三朝元老，神宗特许其肩舆(轿子)直进殿门，可以不必叩拜，坐下说话。王安石进京拜相之前，富弼一直官居其上。而王安石科举入仕后担当的第一任官职是扬州知州韩琦手下的佥书判官，即韩琦曾是他的顶头上司。
另外，范缜、司马光等人则原是王安石的朋友。司马光和王安石有十多年的交情。“游处相好之日久”，“平生相善”。他在《与(王)介甫书》中写道：“孔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光不材，不足以辱介甫为友;然自接侍以来，十有余年，屡尝同僚，亦不可谓之无一日之雅也。”司马光这是承认他和王安石两人是益友关系。财政官员范缜和王安石也曾建立了深厚友情，两人以文章惺惺相惜，过从甚密。
观察王安石与上述人等的交锋史，或许不能说他的人品有什么问题，只能说王安石由于使命和个性使然，拒绝权变与变通，在容纳不同意见和势力方面屡屡失误，这才导致朝中大臣多与他决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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