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均输法”与“市易法”目的在于平抑物价，抑制大商人对百姓的垄断与盘剥。但这项政策的实质是用官商代替民商，岂不知官商比民商更坏。一来民商之间还是有竞争的，垄断程度和能力有限，盘剥程度也有限，但当官商垄断了市场、货源、价格时，其盘剥的对象扩大到民商和百姓。在这种新法之下，朝廷官员控制了批发与零售业务，普通商人无论大小要做生意先要经过官员的几道审批关口。交易费用由于贿赂官员而大大增加了，物价上涨不说，许多商人无法经营下去，工商业凋零。除了掌握交易权的官员致富之外，对整个社会和百姓都没什么好处。
再如免役法，用交钱代替差役，而且原来享受免役待遇的官户、城市居民、女户、寺观、未成丁等也要交纳助役钱，只有城市六等以下、乡村四等以下贫困户享受全额免纳的优惠。又规定在定额之外，各路、州、县可带征百分之二十的免役宽剩钱，以备灾年免征备用。结果免役法引起富人和穷人的一致反对。
而在变法中的任何一种新法，甚至总体上利大于弊的农田水利法、方田均税法，都成了官员鱼肉百姓的口实。
王安石的变法的确增加了财政收入。实行数年后，全国财政收入从宋初的1600多万贯增加到6000多万贯。史书评论“中外府库无不充衍，小邑所积钱米亦不减二十万”。但这种以民穷为基础的国富难以持续，社会怨声载道，民不聊生，仅仅是财政收入增加，又有什么意义呢?我们知道，在当时的条件下，国民生产总值基本上是一个常数。财富不藏于国，即藏于民。国库里的钱多了，老百姓手里的钱就少了。变法以后，神宗新建的32座内殿库房堆满绢缎，只好再造库房。但这些财富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是从地里长出来的吗?显然不是。正如司马光所言，“不取诸民，将焉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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