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王安石变法(5)

　　梁启超的《王荆公》是20世纪评议王安石及其新法影响最为持久的著作。《王荆公》为王安石及其变法彻底翻案。梁启超称王安石“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他把青苗法和市易法看作近代“文明国家”的银行，把免役法视作“与今世各文明国收所得税之法正同”“实国史上，世界史上最有名誉之社会革命”，还认为保甲法“与今世所谓警察者正相类。”一言以蔽之，梁启超用社会主义学说类比王安石新法措施，把王安石称为社会主义学说的先行者，胡适之先生亦持有相类的观点。

　　毛泽东主席曾精辟地论证了动机与效果的关系。动机与效果应该是一致的，如果效果不好不能说动机是好的。如果一个人想为别人赶走头上的苍蝇，用棒子去打苍蝇，把人打死了，能说动机好吗?王安石读书破万卷，但这点道理没弄明白。他提出并实施了不少变法措施，可惜动机不错，效果并不好。

　　笔者认为评价历史并不容易，历史上的改革大多失败了，变法者下场也不好，这是封建社会的腐朽性决定的。变法毕竟是要巩固而不是消灭封建制度。这就注定了变法与变法者的悲剧结局。

　　所以，王安石身后的褒贬亦难以达成共识。但我们可从中了解领略他们的看法，分析各种得失，以示后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