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是什么(2)

　　二、王安石性格上的缺陷

　　陆九渊是宋明理学陆王学派的奠基者。他所著的《荆国王公祠堂记》一文可以说是南宋初年以来第一篇对王安石身后所受不公正待遇大鸣不平的传世之作，其中评价王安石人品：“英特超迈，不屑于流俗，声色利达之习，介然无毫毛得以入于其心。洁白之操，寒于冷霜，公之质也。”③其赞扬之情溢于言表。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他曾多次称赞王安石的德识和才学，“荆公德行”;④“王介甫为相，亦是不世出之资”;⑤“欲凌跨扬韩，掩迹 颜孟”。⑥ 等等，可谓赏识有加。

　　人无完人。在高度赞扬王安石人品的同时，朱熹也指出了王安石性格上的弱点：“其为人，质虽清介而器本偏侠，志虽高远而学实凡近”，⑦“天资已有拗强处”。⑧宋神宗当年曾问程颢“王安石是圣人否?”程颢回答说：‘公孙硕肤，赤舄几几’圣人气象如此。王

　　安石一身尚不能治，何圣人为!”⑨朱熹认为此段对话“最说得荆公著”。⑩两宋时期，理学与荆公新学曾作为对立面而存在，朱熹对王安石的评价虽有失偏颇，但有一点，其执拗、偏狭、刚愎自用已为公论。在心理学上，这被称为偏执人格。偏执类型的人，一般都具有强烈的自尊心，并十分敏感、固执己见，自命不凡。此外，人格偏执的人，还十分缺乏同情心，不能站在他人的角度考虑问题，易将错误推委他人或者种种客观原因。凡此种种，都会使当事人在待人处事中表现出种种偏向、偏见、偏信、偏激行为，并给其人际沟通带来极大的阻碍。王安石在变法过程中，一贯我行我素，导致权力集团与之分裂。司马光、韩琦等大臣和王安石一样也主张变革，希望“社稷长久”，只是在具体方式和手段上存在差别。司马光的“节流”主张本有许多可取之处，如果王安石能够兼容并蓄、合理利用，其变法的内容将更加完善，变法中的阻力也会相应减少。但王安石的偏执使他不是本着“求同存异”的态度化解矛盾，而是凭借宋神宗的支持，严厉打击“异见”者,最终和反对派的矛盾激化到无法调和的地步。如在欧阳修的去留上王安石认为“修附丽韩琦，以琦为社稷臣。如此人，在一郡则坏一郡，在朝廷则坏朝廷，留之安用?”①由此，王安石的心胸可见一斑。由于王安石的反对，司马光、吕公著、韩琦等纷纷被逐到权力的边缘，导致变法派和反对派的尖锐对立，以至互相人身攻击。反对派以司马光、吕公著、韩琦为代表结成强大的反对阵营，使王安石变法过程困难重重。

　　新法实施过程中产生了很多弊端，王安石的偏执使其无法正视弊端，改正错误。如熙宁四年(1071年)，开封知府韩维报告：境内民众为了规避保甲法，竟有“截肢断腕者”，②宋神宗就此事问及王安石，不想王安石认为： “此固未可知，就令有之，亦不足怪。今士大夫睹新政，尚或纷然惊异，况于二十万户百姓，固有蠢愚为人所感动者，岂应为此遂不敢一有所为邪?”宋神宗听了颇为不悦地说：“民言和而听之则胜，亦不可不畏也。”③王安石听了仍是不以为然。因为在他看来，就连士大夫之言都可不予理睬，更何况是什么民言!王安石如此极端的看问题，难怪人们都称他为“拗”相公。

　　综上所述，王安石的刚愎自用、执拗、偏激，使其陷于孤立的英雄主义的绝境。王安石的变法运动，不仅没有下层民众的支持，而且没有得到上层幕僚的协助。他既不愿接受别人的批评，又不能进行自我批评。他认为自己的主张是绝对正确的，所以自始自终他就脱离了实践，不能从实践中去体验生活，纠正自己。不喜逆耳忠言，而好阿谀，孤立的英雄终将失败，这是历史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