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宋代诗人王安石的评价

　　王安石变法对北宋后期社会经济产生很深的影响，已具备近代变革的特点，王安石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精神推动改革，力图革除北宋存在的积弊，推行一系列措施富国强兵，是中国十一世纪伟大的改革家。
 

　　事实上理学家们一代代坚持不懈地贬斥王安石新学，其效果是明显的，他们的观点日益为宋最高统治者所接受，宋高宗就说：“安石之学杂以伯道，取商鞅富国强兵，今日之祸，人徒知蔡京、王黼之罪，而不知天下之乱生于安石。”[29]这段话几与杨时给宋钦宗所上奏折的意旨如出一辙。宋理宗在淳祐元年下诏，以周濂溪、二程、张载、朱熹五人从祀孔庙的同时，撤销了王安石的从祀地位，并指责“王安石谓天变不足畏、神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此三语最为万世之罪人，岂宜从祀孔子庙庭，合与削去，于正人心，息邪说关系不小，令国子监日下施行。”[30]由此可以断言，理学家们打倒新学是理学兴起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其后，理学被元明清定为一尊的统治思想，“是当时思想的主流”，[31]荆公新学作为异端邪说遂成不易之论。

　　(三)把王安石的诸项新法称作聚敛之术“聚敛害民”，把王安石的理财思想视作兴利之道“剥民兴利”，是熙宁、元祐时反变法派批评新法的主要观点，但自南宋至晚清仍是绝大多数史家和思想家评议王安石新法的基本观点之一。固然，这种一致与南宋以后评议王安石变法的史实，主要依据的是肯定反变法派元祐之政的《神宗实录》、《四朝国史》、《宋史》分不开，但更深刻的思想根源是南宋以后评议者与当年的反变法派所持的理论根据都是传统儒家的经济教条“子罕言利”或“义主利从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