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中的“义利之辨”(2)

　　司马光说：“现在国家用度不足，灾害接二连三，节省冗费须从贵近之臣开始，应该听从两府辞去赏赐。”

　　王安石说：“国家富有四海，省下赏赐大臣的几个钱，也不足以富国，反而有伤国体。况且国家用度不足，是因为没有找到善于理财之人的缘故。”

　　司马光反驳道：“所谓善于理财之人，不过是按人头征税，用畚箕收租，榨干百姓罢了。百姓穷困，流离为盗，这难道符合国家利益吗?”

　　王安石不甘示弱：“善于理财之人，不加赋而国用足。”

　　司马光一针见血道：“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天地所生财货百物，只有常数，不在民间，就在官府;不取于民，从何取之?如果设法掠夺百姓，祸害甚于加赋。你这是桑弘羊欺骗汉武帝的话啊。”

　　二人争议良久，王珪赶紧出来打圆场：“司马光说节省费用应该从贵近之臣开始，这话说得对;王安石说赏赐花费不多，不赏有伤国体，这话也不错。希望陛下裁决。”

　　宋神宗心里支持王安石，但不好驳司马光的面子，于是说道：“朕的意思与司马光一样，不过这次两府执政就不必推辞赏赐了，下不为例。”

　　王安石变法的指导思想，以“国富”为目标，以“不加赋”为手段。但这是一种美好的理想状态，其实现前提是社会经济大发展，确保“税基”扩大。然而，此后的变法只有“农田水利法”对经济增长有贡献，青苗法、免役法、市易法等法，都是用国家机器来强行干预经济，最终演变成巧立名目的变相征税，这种增加百姓负担的做法，反而破坏了经济发展。

　　富国还是富民，这是个问题。司马光说的国家财富“不在民间，就在官府;不取于民，从何取之”，表面看来显得保守，但却符合实情。古代经济发展非常的稳定，社会财富增量不多，是大致的常数，政府与百姓之间在这个常数内分配——国富则民穷，民富则国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