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中的“义利之辨”(3)

　　司马光的看法，也是当时士大夫阶层的普遍看法。苏轼在司马光死后给他写的行状中说道：“不加赋而上用足，不过设法阴夺民利，其害甚于加赋。”

　　二人的争论此后仍有发生。在王安石变法一年后的熙宁三年(1070年)，司马光先后三次给王安石写信，言辞恳切地讨论变法弊病。对司马光“侵官、生事、征利、拒谏”的批评，王安石拒不接受，认为自己“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还自比迁都的盘庚，不为时俗理解。

　　长久以来，人们将司马光视为反对改革的保守派。其实，司马光并不排斥改革，甚至也曾是变法的热情支持者，他的《论财利疏》洋洋洒洒达五千多字，对财政、经济问题的重视不亚于王安石，甚至对王安石的出山，还助过一臂之力。

　　司马光反对的，是王安石变法的理念和具体方案，特别随着王安石政策的深入实施，各种社会乱相开始潜滋暗长，司马光对这位昔日的好友，从赞成襄助转为公开反对，最后形同陌路。

　　以司马光为代表的一部分士大夫阶层，反对聚敛、主张节用。在他们看来，政府与百姓的关系应该符合“义”的原则，与民争利是不义、无德的。同样是希望大宋王朝繁荣昌盛，但改革不能急功近利，国家如果只着眼功利，整天盯着百姓的财产，则为“舍义而取利”，最终结果，会如孟子说的那样“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

　　这种“义利之辨”贯穿了变法始终。北宋“新儒家”中心人物之一的程颢，曾参加过全国农田水利及赋役的调研，他对变法的思考颇多，还曾向宋神宗上书过《论王霸札子》和《论十事札子》两份变法报告。有一次，程颢与王安石争论新法，王安石勃然大怒。程颢天朗气清，一脸和悦地说道：“天下事，非一人之私议，愿公平心以听之。”王安石为之语塞。　　面对众人的反对，王安石这个“拗相公”岂能坐以待毙?在他看来，朝廷上下“高度统一思想”，已成了确保新法顺利推行的燃眉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