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的历史定位(2)

　　以这种历史观来观照历史，我们不得不承认，王安石变法对宋史以及对中国历史，并没有产生我们以前所想象的那么大的作用。他没搞强一个国家，也没搞垮这个国家，他让这个国家富了，也给官员腐败胡闹提供了物质条件，但也就仅此而已了。对这个王朝后来命运的影响，还不如仁宗朝积累下了的一百多万冗兵呢!司马光的影响就更小了，他留下了一部号称能让人明智的史学巨著《资治通鉴》，他有些书呆子气地坚持一种无为而治的政治理念，他只有一年左右的当政时间，虽然尽罢新法，但在他去世后，变法派又卷土重来，新法又恢复了一阵子。此后，变法派与反变法派的拉锯战仍持续了好一阵子。他本人对宋代政治史的影响可谓微乎其微，就其实际效果而言，还不如开封灭亡时的骗子道士郭京。说北宋之亡始于司马光，言过其实了。

　　说到底，王安石变法及司马光的反对在有宋一代政治史上起的作用微乎其微，既没有亡宋、也没有兴宋。

　　可是，对这么一个实际作用并不大的历史事件，为什么后世给与这么大的重视呢?

　　这也许是因为它涉及到了国家的使命与职能这一更为持久的问题。每当那些雄心勃勃、有强烈进取心的人物当政后，就要寻找历史根据，就要拿一切历史上锐意改革、积极进取的人物和事件做根据，于是，就提出了王安石变法，高度肯定并按自己当下的要求拔高变法的意义。而一旦那些只图安定、不思进取、维持现状的人当政，便会将“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理念抬出来，司马光便成为先知先觉的圣贤，王安石则作为反面对象出现。

　　说到底，历史没有变化，变化的永远是活人的现实需要，每一时代的人们都按照自己的需要重新解读历史，包括我们自己。而未来的历史，永远是充满不确定因素的偶然性，我们不会知道未来是个什么样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