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散文的语言风格浅论(2)

　　汪曾祺散文的语言风格浅论(二)

　　为适应现代生活方式的不断更新和读者心理转机的审美需求,努力拓展散文的艺术表现空间,苦心地追求散文艺术表现手段的多样化和丰富性,也是汪曾祺散文的一个特色。他讲究“有点见识,有点感慨”的理趣,讲究意象的虚实契应、主题内涵的多义性的释放、时空的交错和转移、主客体的对立和换位,讲究散文的内在规律及音乐性和绘画性等等,可以说是古典与现代表现艺术相渗透的综合运用。这种艺术表现手段的多样化,使他的散文呈现出质朴多姿的艺术风格。汪曾祺的文论和读书心得,体现了深沉凝重的理趣。“我写的文论大都是心平气和的,没有论战的味道。但是有些也是有感而发,有所指的。”这些散文叙中趣显,议中理明,或对历史人物、现实人物进行深刻的透视和分析,如《贾似道之死》、《悬空的人》等;或间作小考证,阐发精辟的见解,如《 <水浒>人物的绰号》、《城隍·土地·灶王爷》、《呼雷豹》等;或剖析创作与欣赏中的种种疑难,给出肯定的一家之言,如《中国文学的语言问题》、《沈从文的寂寞》、《谈风格》等。其突出的美学意味就在于它强调了一个“理”字,一种感情化、形象化的“理”。知人之深,论世之深,识见之深,因“理”的贯注而幽远,而深沉,而凝重,卓然不群,在其他散文中独具风韵,标志着作家的创作在经历了深刻的人世忧患之后,在精湛的学养功力长期孕育下,终于进入到思想和艺术全面收获的更为高级的阶段。作者在《贾似道之死》一文中,对南宋奸相贾似道之死的有关史料记载进行考证分析后,指出:现在许多写历史题材的作品,尤其是电视剧,简直是瞎编,如写李太白与杨贵妃恋爱,就更不像话了。我觉得《木棉庵郑虎臣报冤》是短篇历史小说的一个典范:材料力求有据,写得也并非不生动。今天写历史题材的作品仍可取法。这,就是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

　　披沙拣金,卒章显志,历史与现实呼应,并射出作者睿智的思想光芒。我国清代著名美学家叶燮把艺术家的创造力分析为“才、胆、识、力”四种因素,而认为四者之中“识”又是首要的、决定性的。概言之,没有理性的光辉,没有深刻的识见,就决然没有好的文章。

　　优秀的散文,不仅在于“理”,还在于“诗”。在于作家在生活中发现、提炼的那种美好的、闪光的思想和感情,在于散文写作体现出的我国古典诗歌情景交融以创造意境的某些特点。“散文象诗,缺乏诗情的散文决不是上品;散文又不是诗,它没有格律来限定诗意。散文要写出诗意,诗情,这是一个难度很大的命题。”有人在谈汪曾祺散文的艺术特色时,把它归纳为一个“淡”字,即淡淡的诗意,平和的情愫,中性的色彩,不事藻饰的语言。但是,深入考察汪曾祺散文的整体风貌可见,“淡”字并不能恰切地概括其艺术表现特色,他的散文还具有深远、刚劲、高亢、炽热、婉约等多重特征。如《一个爱国的作家》充溢着凿凿的辩护和高昂的格调,《星斗其文,赤子其人》、《怀念德熙》透露着追念、哀婉的情怀,《翠湖心影》、《胡同文化》发散着眷念、无奈的感慨,《自得其乐》、《多年父子成兄弟》则满盈着浓烈的生活氛围和色调。这些作品都别具特色,浓淡各异,格调清新,其艺术表现风格丰富多采。由于汪曾祺打破散文单一化的表现模式,注重艺术表现的多样化,所以,在他的散文世界里,簇新的意象代替了吟风弄月之类的俗喻,家常式的倾吐抒发代替了矫揉造作的伪情滥调,徐疾有致的节奏代替了呆稳板滞的语序。

　　汪曾祺以情绪体验去追踪生活,组织画面,他特别注意以直觉、感觉的方式去把握审美对象。他的一些散文小品可以证明这一点,如《人间草木·槐花》一文,开头一句“玉渊潭洋槐花盛开,像下了一场大雪,白得耀眼。”接着讲述一个带有传奇色彩的养蜂人的故事,最后以一段“玉渊潭的槐花落了”戛然收尾。一组简单的画面却包容了丰富而深刻的意蕴,给读者以某种情绪的感染,某种感觉的联想,某种生活的暗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