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散文的语言风格浅论(3)

　　汪曾祺散文的语言风格浅论(三)

　　致力于散文文体的创新,建构自己的文体风格,打破散文题材和主题的单一、技巧和形式的单一、神韵和语言的单一,使散文以博大的“胸怀”,对各种文体的技巧并容兼包,寻求和创造不拘定格、富于弹性和主体感的文体形式,是汪曾祺散文的又一个重要特色。他的散文“记人事、写风景、谈文化、述掌故,兼及草木虫鱼、瓜果食物,皆有情致。间作小考证,亦可喜。娓娓而谈,态度亲切,不矜持作态。文求雅洁,少雕饰,如行云流水。春初新韭,秋末晚菘,滋味近似。”他的散文取材广泛,不拘一格,笔墨洒脱不羁,行文无拘无束,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不矫揉,不造作,没有感情与语言的夸张,具有融合各种文体各种语气的高度适应能力和随手拈来、为我所用的机智,充分体现了作者的广见博识和深刻的中国古典文学功底。如《泰山片石》、《初识楠溪江》、《严子陵钓台》等游记散文,只要意有所至,笔势所趋,往往不惜打破文体技巧的藩蓠:借助于小说的叙述方式、诗歌的意象转换和韵律节奏、绘画的色彩、古典文学的旁征博引、民间的小考等等,从而使他的散文孕育出了新的具有更高价值的审美特征。首先,能体现汪曾祺文体创新精神的是叙述方式的新变。过去这类散文,由于它的“回忆”、“怀念”的性质,基本上采用的是一种纵向的思维和叙述模式,文章的布局谋篇大多循照着一种物理时空顺序。这种线式因果叙述,往往会使它同那种单纯按横的物理时空结构的“导游词”式的游记散文一样,而流于“流水帐”式的“叙家谱”。汪曾祺的散文,如《觅我游踪五十年》、《香港的高楼和北京的大树》、《四方食事》、《老舍先生》等,今人古籍,宇宙昆虫、中外东西、伟人平民……无所不有,自由随便,显然突破了上述模式,确立一种心理时空观念,从而形成自己那种纵横交叉的最佳的情感流动方式。

　　其次,能体现汪曾祺散文创新精神的是他的那些鸿篇巨制般的集合式散文。这些散文,如《逝水》、《天山行色》、《初访福建》等,打破“假山亭池”式的美文模式,以长达万余字乃至几万字的气魄宏大的篇幅,大胆地将一些各自具有独立性同时又有某种内在联系的异质同构的集合单位组合在一起,由一种统一的主题、氛围、基调作统摄,从而构成一个大系统。由于整体的功能总是大于部分之和,这些“殿堂楼阁”式的散文,不但具有多向延伸的功能,同时也得一种超越各种功能之上的系统功能,从纵面上增强了作品发掘生活的深度,又从横面上扩展了作品反映生活的广度,具有一种立体交叉效应。由八小部分组成的《泰山片石》,笔墨自由挥洒,行文伸缩自如,或考证旁引,或对文学现象作出自己的见解和主张,或抒发怀古之思,或对历史人物作揶揄式评价,或指点现实社会。这在艺术地把握生活和情感的丰富性、复杂性上,呈现出一种现代散文所没有过的表现形态,这就是让多种艺术媒介竞相介入,使作品成为多层面而具有张力的复合整体,既有多向多维的松动和舒放,又具有一种内在的有机性和立体感。

　　质朴淳厚,平易真切,是汪曾祺散文在语言上的特色。他的散文,精于遣词造句,但写出来又是大白话,淡笔挥抹,平和真诚,自然晓畅,毫无斧凿痕迹,亲切得使你想拥抱它。读完他的散文之后,好象作者还在轻轻地对你说:谢谢收看。汪曾祺的散文,熔冶古今,善于引用文赋、民间谚语和诗词(或自作诗词),加强了语言的表现力。有位评论家说汪曾祺小说的魅力在于“三味”,即:乡土味、冲淡味和诗味。把这句话用于评价汪曾祺的散文也很恰当,而且他的散文还具有相当浓厚的“幽默味”,文字不事藻饰,简洁、清新、纯净,有时寓庄于谐,亦庄亦谐,有时出诸反语,正话反说。风趣、幽默的字里行间,读者可感受到作者的智慧和机巧,体味到作者笔下一股时显时隐、时浓时淡的情绪流动,这正是率真本色作家自我心境的流露。幽默风格的体现,更增强了作品的抒情意味和艺术感染力,它必将为当今散文风格的多样化提供有益的启示。

　　作家的视野、阅历和踪迹,决定着作品的内容。汪曾祺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和学校教育,使得儒家为主、庄禅为辅的中国传统文化意识渗入到他的骨肉精髓之中。而从小生活在苏北里下河水乡,五、六十年代的下放“改造”,又使得汪曾祺对农业大文化产生了有选择的自觉与不自觉的依恋。所以,读汪曾祺散文,我们不难发现其中不时泛起归有光以及桐城派诸大家散文的流韵,而他的作品中的人和事,总是使我们获得重温生活的美感。他的散文清新跳脱,空灵流动,老练沉稳,“这是我的生活经历,我的文化素养,我的气质所决定的”(《七十抒怀》)。

　　有人说,现代的散文好像是一条淹没在沙土下的河水,多少年后又在下流被掘了出来。这是一条古河,却又是新的。的确,汪曾祺的散文也象一条古河,只有不懈地进行发掘,其作品的认识价值、思想价值和美学价值,才会不断地被发现、被关注,才能更“有益于世道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