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与他的恩师们(2)

　“先生之泽久矣。”高北溟先生是他小学五年级至初二的国文老师。“只有我自己熟读，真懂，我所喜爱的文章，我自己为之感动，我才讲得好。”在规定内容外，他喜欢自己选文，系统授课，他尤其喜欢归有光的文章，一学期内集中讲授了归有光的《先妣事略》、《项脊轩志》和《寒花葬志》等文章。归有光在唐宋派中散文成就最高，善于以清淡的文笔写平常的人事，其为文“无意于感人，而欢愉惨恻之思，溢于言语之外”，更可贵的是他“对于生活富于一种人道主义的温情”，这让汪曾祺获益匪浅。“这种温情使我从小受到深深的感染。我的小说受归有光的影响是很深的。”温情是汪曾祺先生小说的路标，他的小说常常在普通人的普通生活中，展示这样的普通而又真切的温情。更让他难忘的是，高北溟先生“为人正直，待人诚恳，清高而从不与世俗合污，终生勤奋”的高标品格，影响了他一生的立身和为人。汪曾祺后来把这种尊敬写进小说《徙》中，小说中的高北溟先生，除了为渲染其悲怆遭遇而虚构的命运结局外，与现实生活相比，同样不得意，讲课改作文，同样的郑重其事，一丝不苟。

“江湖满地一纯儒”，这是汪曾祺纪念韦子廉先生的诗句，同样让他难忘的还有张仲陶先生。这二位是家人先后为他请的两位家教。张先生并不是语文老师，他专门讲授《项羽本纪》方法奇特，激情四溢。他讲课时不看书本，只是说说，闭着眼睛先朗朗地背诵一段，然后讲解。讲到得意处，特别是讲到司马迁对项羽成败的评价时，他霍然站起，慷慨激昂，一改轻声吟哦神态，仿佛变了一个人。朗诵完了之后，他不胜唏嘘，并不坐下，仍沉浸在激动感慨之中。这让汪曾祺觉得这段话不是司马迁写的，倒像是发自张先生本人的胸臆。他也由此初步领悟到《史记》感人的文学魅力。

　　韦先生长期从事教育工作，身材颀长，容貌清癯，平日习惯穿一件灰色长袍，气候稍凉时偶加一件黑色缎质团花布扣的背心。他让他每天写《多宝塔碑》大字一页，所教古文全是桐城派。方苞的《狱中杂记》、《左忠毅公逸事》，姚鼐的《登泰山记》，刘大魁的《游三游洞记》、《骡说》等，他都一一精心讲解，并指导他反复诵读，仔细揣摩，务求得其精髓。这些文章疏疏几笔，一读便知特征，再读余味无穷，生动体现了桐城派倡导的“古文气体，所贵澄清无滓”、“辨古文气体，必至严乃不杂”的创作主张。桐城派的古文风格对他文章的洗练，“打下了比较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