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与他的恩师们(3)

“人生道路上的生死知音。”陆建华先生用这样的话来评价汪曾祺与沈从文先生的关系，真是到位。17岁这年，因日本人占领江南，汪曾祺随家人出城躲避战火，在复习准备考大学的同时，反反复复地看了《猎人手记》和《沈从文选集》。他不仅为屠格涅夫描绘的俄国农奴的悲惨生活所震惊，更为沈从文笔下湘西山民的哀乐故事所感染。“对于沈从文作品中隐隐约约流露出的忧郁，尤其感到充满美和诗意，并由此领略到人生的真谛”。这是汪曾祺第一次接触到沈从文先生的小说，因为这样的美和诗意，19岁，汪曾祺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大二时开始选修沈从文开设的“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三门课，在沈先生的指导下写了平生第一篇小说《灯下》，从此走上创作之路。汪曾祺多次说，“我追随沈从文先生多年，受到教益很多，而印象最深的是两句话。一句是：‘要贴到人物来写’……另外一句话是：‘千万不要冷嘲’。”前一句是小说做法问题，后一句既是对生活的态度，也是对写作的态度。沈从文先生对汪曾祺的影响，是全面的，真诚的，也是深刻的。

　汪曾祺多次在文章中提及沈从文先生的为人和为文，以沈先生或其作品为名的专门回忆性文章就有13篇，其他文中涉及的更多。在这些文章中，他详细解读了沈从文先生的《边城》、《萧萧》、《长河》等名作，分析了对其作品的语言、结构、环境、人物、结尾等小说创作要素;对沈从文先生的文体试验等创作教学方法和实践予以了充分肯定;对沈从文的“转业”进行了探究，劝告世人应从这种“转业”得出应有的历史体会;他为沈从文长期受冷遇、被误解甚至遇到歧视、批判做辩护，甚至一反个人谦和宽容的常态，对一些评论家、文学史家，违背良心不断故意对沈从文加以歪曲和误解的行径，义愤填膺;他对沈从文先生的寂寞、爱国和重造民族品德的思想等阐释恰到好处;他推崇沈从文对青年不遗余力的帮助，钦佩他的“耐烦”和执着，认同他“好看的应该长远存在”…… 而这些，不只是汪曾祺的反哺，更是他对沈从文先生的理解，这样的理解，说到底，还是源自沈从文先生对学生的影响。

　　回到当下。我们常说语文重要，不仅仅因为在今天的高考中“得语文者得天下”，更因为相较于其他科目，语文对人的影响更直接也更深远。这样的影响，当然也不仅仅指语言、文学、作文等具体的知识和技巧，更多更深的是语文教育传播的和语文老师身体力行的思想人文，转化为受教者的思维方式，成为流淌在血液中的文化基因，就像一棵树摇动一片风，一朵云凝聚一阵雨，一个灵魂唤醒众多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