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与苦雨斋(3)

　　汪曾祺写小说，写散文，亦有不少文论文字(辑为《晚翠文谈》)，于自己的师承及所受影响多有谈论。如外国的契诃夫、阿左林(又译阿索林)，中国古代的归有光，现代的鲁迅、沈从文、废名，这些说法自然是不错的，或明或暗的影响我们稍加注意的确可感受到。不过，他极少提到周作人，在自己的师承方面似避免谈及，只在评论他人的文章里言及苦雨斋(如给废名小说选集写的序《万寿宫丁丁响》里，比较详细地说起周作人对废名的评价)。我想，这多半可归结为时代与政治原因，1949之后的头三十年，周显然是一个禁忌，虽上层于其生活及写作方面网开一面、给予出路，但大家在公共领域是有意避之的(其出版书籍亦须换个署名，如周遐寿、周启明等)，而八〇年代之后，对周的著作出版及评价虽在逐步“解冻”，但争议仍纷繁存在，现实的与心理的阻力还是很大的。汪曾祺可能很早就读过苦雨斋的书，且年纪及长，文化领域的趣味与之愈加接近，影响想来是不可避免的，但在自己的文章中极少谈及，时代的因素横亘其间。《万寿宫丁丁响》写于1996年，其时的文化环境已算是宽松，所以多引周作人对废名的评价言语，且多做肯定，不知是不是一种委婉的表示(汪曾祺一向主张不因人废言，比如书法，他很喜欢蔡京的字，认为比苏东坡、黄山谷的都好)。自然，写《故乡的野菜》同题文章，其方式更为直截了当，将在文论中从未提及的师承，以直接的创作展示出来。

　　论学问，汪曾祺远不及周作人，当然他也从未想在学问上追摹前辈。周作人对希腊学、日本文化、儿童研究、妇女研究、性文化研究、民俗研究都有开拓之功，博览群书(张中行回忆，“在我熟识的一些前辈里，读书的数量之多，内容之杂，他恐怕要排在第一位，多到什么程度，详说确说，他以外的人做不到”)，专门的学问功底有目共睹，影响不仅在当时，于后世亦延绵不绝;汪曾祺读书以量而言，不算太多，面上是广的，乃作家式的读书，也就是读杂书(“我主张抓到什么就读什么，读得下去就一连气读一阵，读不下去就抛在一边”)，其偏好性明显，如方志、游记，读书论、画论，关于节令风物民俗、草木虫鱼的书，还有《梦溪笔谈》、《容斋随笔》，甚至《宋提刑洗冤录》，都是他的喜好。在读杂书一点上，两人是共通的，不过苦雨斋学问更为广博，其思想亦更为浑厚。如果说苦雨斋是爱智者，从“十字街头的塔”中慢慢退居书斋，汪曾祺可说是“爱美者”，这个“美”是对自然与人性的审美，有人间世的烟火气。置诸文章写作上，汪曾祺不及苦雨斋之深邃，但其特出之处是文学趣味的加入，糅合那些兼容并蓄的学问杂拌儿，倒创出了他自己的文字情致来。比如他写马齿苋，除考证苋的分类外，还有这样的描写，“马齿苋开花，花瓣如一小囊。我们有时捉了一个哑巴知了，——知了是应该会叫的，捉住一个哑巴，多么扫兴!于是摘了两个马齿苋的花瓣套住它的眼睛，——马齿苋花瓣套知了眼睛正合适，一撒手，这知了就拼命往高处飞，一直飞到看不见”。这是闲笔，而好看亦好看在此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