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先生的血管里有少数民族的血液。湘西有少数民族血统的人大都有一股蛮劲、狠劲，做什么都要作出一个名堂。沈先生瘦瘦小小，但是有用不完的精力。他少年当兵，漂泊转徙，很少连续几晚睡在同一张床上。吃的东西，最好的不过是切成四方的大块猪肉。行军、拉船，锻炼出一副极富耐力的体魄。二十岁冒冒失失地闯到北平来，举目无亲。连标点符号都不会用，就想用手中一支笔打出一个天下。经常为弄不到一点东西“消化消化”而发愁。冬天屋里生不起火，用被子围起来，还是不停地写。我1946年到上海，因为找不到职业，情绪很坏，他写信把我骂了一顿，说：“为了一时的困难，就这样哭哭啼啼的，甚至想到要自杀，真是没出息！你手中有一枝笔，怕什么！”他在信里说了一些他刚到北京时的情行。同时又叫三姐从苏州写了一封很长的信安慰我。他真的用一枝笔打出了一个天下了。
一个只读过小学的人，竟成了一个大作家，而且积累了那么多的学问，真是一个奇迹。
沈先生很爱用一个别人不常用的词：“耐烦”。他说自己不是天才，只是耐烦。他对别人的称赞，也常说“要算耐烦”。看见儿子小虎搞机床设计时，说“要算耐烦”。看见孙女小红做作业时，也说“要算耐烦”。一个时期，沈先生每个月都要发表几篇小说，每年都要出几本书，被称为“多产作家”，他年轻时常常日以继夜地写。他常流鼻血。血液凝聚力差，一流起来不易止住，很怕人。有时夜间写作，竟至昏倒，伏在自己的一摊鼻血里，第二天才被人发现。我就亲眼看到过他的带有血迹的手稿。
他的作品看起来很轻松自如，若不经意，但都是苦心刻琢出来的。《边城》一共不到七万字，是在《国文周报》上连载的，每期一章，共二十一章，他告诉我，写了半年。这篇东西是他新婚后写的，那时他住在达子营。巴金住在他那里。他们每天写，巴老在屋里写，沈先生搬个小桌子，在院子里树阴下写，巴老写了一个长篇，沈先生写了《边城》。沈先生称自己的小说为“习作”，并不完全是谦虚。有些小说是为了教创作课给学生示范而写的，因此试验了各种方法。为了教学生写对话，有的小说通篇都用对话组成，如《若墨医生》；有的，一句对话也没有。《月下小景》确是为了履行许给张家小五的诺言“写故事给你看”而写的，同时，当然是为了试验一下“讲故事”的方法。同时，也为了试验一下把六朝译经和口语结合的文体。这种试验，后来形成一种他自己说是“文白夹杂”的独特的沈从文体，在四十年代的文字（如《烛虚》）中尤为成熟。他的亲戚，语言学家周有光曾说“你的语言是古英语”，甚至是拉丁文。沈先生讲创作不大爱说“结构”，他说是“组织”。我也比较喜欢“组织”这个词。“结构”过于理智，“组织”更带感情，较多作者的主观。他曾把一篇小说一条一条地裁开，用不同方法组织，看看哪一种方法更为合适。沈先生爱改自己的文章。他的原稿，一改再改，天头地脚页边，都是个性的字迹。沈先生的作品写得最快最顺畅，改得最少的，只有一本《从文自传》。这本自传没有经过冥思苦想，只用了三个星期，一气呵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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