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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时代我们的生活

文学体裁 时间:2021-08-31 手机版

  大时代与小个体之间,有着同频共振的命运关联。置身于大时代的洪流中,每个人也将迎来属于自己的时代。

我们的时代我们的生活

  元社会,激活多样人生

  文明的进程,总是涓滴而成。个人生活的悄然改观、群体心态的微妙转变、社会观念的蜕变更迭,共同汇聚成当下中国最为丰富的文明图景。“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到,未来五年,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要显著提高。

  行将远去的一年,有哪些变化值得铭刻、哪些心态期待理顺,又有哪些状态需要调整、哪些生态亟须净化?从今天起,本版将推出系列部评,聚焦社会、文化、生活领域,梳理个体状态与群体心态,扫描时代变革与社会进程,在透视热点中回顾2015,展望“现代中国”的前行之路。

  改革需要以人民生活提升为尺度、以个人梦想实现为参照,才能找准价值指向,获得恒久动力

  即将过去的2015年,中国大地的无数个角落,和无数人的生活世界,悄然发生了改变。从春天那封“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的“最具情怀”辞职信,到冬天的乌镇、一个被科技改变的“互联网小镇”;从引来世界目光的中国“创客”,到重塑人们日常生活的“互联网+”,人们正在见证一个日益多元的社会,并用行动选择自己的别样人生。这背后,正是中国改革带来的活力与变化。

  30多年前,当中国社会刚刚变革的时候,工程技术员柳传志从报纸上敏锐感觉到,时代发生了改换,自己的命运也将迎来变迁。后来的一切,证明了柳传志们的判断。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置身于改革的洪流中,人们拥有了不一样的人生。“十三五”规划建议中,“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的宣示,为普通人标注出这样的未来:有更多获得感、更多人生选择的生活,将是中国改革的目标之一,也是我们即将进入的发展新阶段最激动人心的愿景。

  中国社会发展到今天,群众的获得感早已不只是吃得更好、穿得更体面,更在于为人生留下梦想的位置。没有梦想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人生。2015年,不少人选择了辞职。与以往“现实利益型”的辞职不一样的是,不少人是“理想驱动型”的辞职。在社交媒体上广为传播的一封辞职信中,湖北某法院的一位常务副院长表示,“生命就要向着梦的方向”,于是辞职北上,当了“梦寐以求”的律师。对个体而言,有选择的人生,难道不是更值得过的人生吗?

  “操其要于上,而分其详于下”。大时代与小个体之间,有着同频共振的命运关联,而个人的机遇,常蕴藏于国家的制度变革中。2015年,在北京、上海等地,很多商业写字楼供不应求,原因在于,许多“互联网+”企业和创意产业,看到了国家“创新驱动”背后的巨大商机。正是顶层设计释放出的民间活力,被民众称为“可以可以也可以”的宽容的改革精神,引领着中国改革不断向前。今天的简政放权,再次以“允许允许再允许”的姿态,坚决清除拦在普通人前面的权力路障。过去的这一年,“公章旅行”大为缩短,“奇葩证明”渐渐淡出,或许多年之后,它们会被当做中国改革的一段掌故讲给后人。

  回顾中国发展历程会发现,群众的获得感和改革休戚与共。正是人民群众对多彩人生的向往和追求,最终汇成了国家发展的洪流。也正是这股势不可挡的洪流,冲决着一切利益藩篱和体制积弊,推动着改革不断走向纵深。如果说,过去的2015,人们对优质出行的渴望、对更好环境的期待、对孩子受到更好教育的盼望,推动了从出租车改革到“最严环保法”再到教育改革的前行之路,那么接下来,还有不少改革的难点和痛点在等待纾解。大学生创业,可不可以少一些审批核准、多一些关心和帮助?企业办理手续,能不能少几道关卡、多一些便利?改革以人民生活提升为尺度、以个人梦想实现为参照,才能找准价值指向,获得恒久动力。

  “永远不会关上”的开放大门,让中国前所未有地“嵌入”了世界,也让无数国人拥有了“世界公民”的姿态。2015年,从共商共建共享“一带一路”的宏大构想,到推动中国和中东欧国家“16+1合作”,中国参与世界治理的具体举措,正具象地化为上海、天津等港口穿梭如织的海运船舶,化为北京中关村、浙江杭州等产业园中年轻人的匆忙脚步……而来往于中国和非洲之间的工程建设者、参加海外维和的共和国军人,远赴欧美的留学生、进行海外贸易的商人,也将“开放中国”演绎为自己精彩纷呈的日常生活,并以“文明担纲者”的身份,在海外诠释着中国的国家形象。

  中国传统史学家用“风”和“势”来观察时代变迁,称为“察势观风”。借用这个概念不难看到,中国30多年来的改革之势与变革之风,既自上而来,也自地面而起,交相激荡,始有变革。在“顶层设计”的谋划之下,无数人的日常生活发生了改变;在获得感的激荡下,亿万人民也必将成就中国发展的风与势。

  全面发展,纾解群体焦虑

  改革的每一次突破,都会给迷茫中的人们以抚慰、给焦虑中的人们以信心

  年初,一位博士的《回乡日记》刷遍网络,“融不进的城市回不去的故乡”,一声长叹,击中多少心绪。人们感慨,这是一个国家高速发展中的“生长之痛”,不可避免。不过,改变似乎比人们想象的快。年底,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释放积极信号,2016年1月1日实施的居住证暂行条例,将让更多异乡人在城市里找到归属。

  这是2015我们时代我们生活的一个典型场景。这一年,马航失联的亲友还在牵肠挂肚,巴黎暴恐的枪声让孩子想要逃离,人们意识到,这世界与己无关的事越来越少。这一年,经济低迷、地缘动荡、文明摩擦,世界充满了不确定感,“压力山大”依然存在,焦躁不安还在弥漫,但人们也发现:除了个体内部的自我调适与化解外,对整个社会群体来说,改革的获得感,是抚平情绪、纾解焦虑的最好镇静剂;以人为本的价值指向,才能让信心耐心在人们内心不断生长;国家富强与全面小康,才能使老百姓多一点“稳稳的幸福”。

  焦虑是一种时代病。美国的研究机构数据表明,1980年,有2%—4%的人患过焦虑障碍;1994年,这一比例达15%;而到2005年,上升为28.8%。全世界正在变得越来越焦虑,对中国人来说,这种群体性焦虑更为突出。一个世纪前,世界还定义中国人是“漠视时间的人”,现在,则发现中国人甚至成了“最急躁最没有耐性的地球人”。“手机在响,电话在催;最爱‘快进’,狂点‘刷新’;做事最好名利双收,理财最好一夜暴富”,外国记者笔下中国人的焦虑生活,其实包含着复杂成因:我们用30多年的时间走完了欧美百余年的进程,这背后,有时不我待的奋起赶超、人民对更好生活的梦寐以求,但滞后的社会结构、转型的剧烈碰撞,加大了社会关系中的不平感、焦虑感和紧张感。

  “中国人面临的问题正是欧洲人梦寐以求的”,法国《费加罗报》的这篇社论标题,为我们提供了另一个观察视角。正如他们所说,“快速”让许多中国人产生困惑与焦虑,但对于为“失速”而担忧的西方国家来说,却是一种可望不可即的发展动力。

  事实上,2015的中国,对接社会焦虑,国家的发展和改革的推进都在调快指针。从年初“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推出,到年末“五大发展理念”的确立;从“对准焦距,找准穴位,击中要害,推出一批能叫得响、立得住、群众认可的硬招实招”,到“使改革更加精准地对接发展所需、基层所盼、民心所向,更好造福群众”;从打响脱贫攻坚战,到向污染雾霾宣战;从毫不手软地“打虎拍蝇”,到确保“民生之本”就业创下新高,正是这些发展理念、价值指向,让改革有了含金量,使群众有了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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