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位女性与徐志摩全集(3)

　　林徽因和凌叔华：无意间成为绊脚石

　　林徽因和凌叔华是徐志摩曾经追求过的女行，前者是诗人一直心仪的理想伴侣，后者是诗人一生最值信赖的红颜知己。此二人在徐志摩全集的编写过程中，无意间充当了“绊脚石”。

　　梁实秋在《谈徐志摩》中披露，当年《志摩全集》没有出版的原因是“志摩有一大堆文字在林徽因手里，又有一大堆在另外一位手里，两方面都拒不肯交出，因此，《全集》的事延搁下来。我不知道这传说是否正确。总之，《志摩全集》没有印出来，凡是他的朋友都有一份责任”。梁实秋表达了对全集未能出版的惋惜之意，造成这种遗憾的原因是什么呢?归根结底是资料难于收集一处。

　　我们今天所见各种徐志摩全集，最大的遗憾无疑就是缺少林徽因手中掌握的材料。当年风起云涌的情感纠葛，伴随着当事人的渐次离世化为丝丝怀念，没有道德的评判和观念的束缚，至今世间流传的只是一段段刻骨铭心之恋。因此，将林徽因手中的书信和日记纳入新版或再版的徐志摩全集，无伤大雅却能促进全集之“全”貌。但正是因为凌叔华和林徽因的加入，找寻这些文字线索复杂，实在毫无头绪，这也是文坛所谓“八宝箱”之“悬案”。

　　1931年12月10日，凌叔华致信胡适说：“志摩于1925年去欧时，曾把他的八宝箱(文字因缘箱)交我看管，欧洲归，与小曼结婚，还不要拿回，因为箱内有东西不宜小曼看的，我只好留下来，直到去上海住，仍未拿去。……前天听说此箱已落徽音因处，很是着急，因为内有小曼初恋时日记二事。”(《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中华书局年1979年版，P147)由此可知，“八宝箱”是保存志摩文字和两本陆小曼日记的小皮箱，由徐志摩交凌叔华保管，后辗转多人落到林徽因手中。1925年，徐志摩给凌叔华的“八宝箱”含有书信、散文及诗歌手稿，最重要的是记录诗人1921到1922年间在英伦和林徽因相恋的“康桥日记”，记录1922年11月徐志摩回国到景山西街雪池胡同追求林徽因未果的失恋日记“雪池时代日记”。“八宝箱”在1928年曾回到徐志摩手中，销毁了“雪池时代日记”而代以陆小曼在1925年徐志摩第一次欧游期间的日记，在1931年6月再次转交给凌叔华。但徐志摩遇难后，胡适从凌叔华处取回了箱子并交给了林徽因。而作为有社会声誉的女性，林徽因当然不希望此中涉及她情感隐私的文字流传于众，所以十分保守地保管起了这些书信和日记。

　　据此，看似以林徽因为线索就能找到所有“八宝箱”，但实际情况远比现实复杂。1931年12月28日，胡适回信凌淑华称：“昨始知你送在徽音处的志摩日记只有半册，我想你一定把那一册半留下作传记或小说材料用了。但我细想，这个办法不很好。……今天写这信给你，请你把那两册日记交给我。”(同上，P98-99)如果说林徽因不愿交出“八宝箱”的原因是碍于个人隐私，那凌叔华私藏日记的原因又是什么呢?难道仅仅是胡适信中所说留作传记或小说素材?凌淑华是否交出了剩下的一册半日记，这个问题现在已无从考证。但从尚存的书信内容来看，徐志摩“八宝箱”中的文字要么全部在林徽因手中，要么有一册半的日记在凌淑华或胡适手中。即便如此，此三人如何处理了这些文字，在他们去世之后，儿女们又如何处理了这些文字?对于热爱徐志摩或珍视史料的人说，追问越多越让人揪心，“八宝箱”中的文字始终是徐志摩全集编撰的伤痛。

　　倘若林徽因或者凌叔华能慷慨地拿出手中保留的徐志摩文字，或者为“八宝箱”及其中内容的去处给出明确交代，那今天编撰更为完整的徐志摩全集便不会遭遇如此多的“未知”因素。

　　目前，《徐志摩全集》主要有1969年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3年香港商务印书馆、1991年广两民族出版社、2005年天津人民出版社等推出的四种。这些版本虽各有光芒，却留有相同的遗憾。

　　共有缺憾之一是很多遗失人间的作品或已毁坏，无迹可寻。先就书信而言，徐志摩与同乡好友郁达夫虽“立场”不同，但交情甚笃，二人的书信往来较为频繁，但没有一通保存下来。徐志摩与陆小曼婚后曾出国散心，据悉，他在国外用英文写给小曼的书信一直没有翻译成中文，小曼生前交给赵家璧代为保管，不想在“文化大革命”中“不知下落”。徐志摩写给胡适诸君的大量信件，也在一次次战乱的迁徙和工作地点的更迭中流失不少。今天读到的也只是冰山一角。

　　共有缺憾之二是无法收齐所有作品，这当中尤以书信和日记为甚。在没有网络的时代，书信往来俨然成为文人学者们异地交流的主要通道，联想当下语境，各种有声通讯和网络连接带来意想不到的便利，却难以留下交流的内容，更无法让当事人和后人重温彼时的风趣雅谈。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遗失的岂是徐志摩的书信日记，而是一个时代乃至自此以后的文学资源;我们担心的岂是徐志摩全集的圆满，而是一个时代文学传承和表达方式的疏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