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岳阳楼记》写作目的(4)

3. 滕、范性格之比较。滕、范的出身、经历和性格有很多相似之处，如二公都是幼年丧父，由母亲抚养成人;同年及第，敢于任事，直言敢谏;好施与，乐于助人;文武兼备，智勇双全，等等。不同点在于滕子京出身“军事推官”的武将之家，受古代剑客武士的侠义思想影响较深，讲究江湖义气。认死理，一旦认准目标，便一往无前，义无反顾，将个人的兴衰荣辱皆置之度外。《宋史》称“宗谅尚气，倜傥自任”，即源于此。他既遭拘押审查，又连遭三次贬谪至岳州后，“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一心一意为百姓办实事的真实原因也在于此。他的“乐其成，只待凭栏大恸数场。”[31]不是南宋周辉说的“悯己伤志”，而是屈原《离骚》忧国忧民式的发泄，是“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勇士长啸，非为一己之私。他的这种表现确如王宽行所云，在性质上是不应属范仲淹所说的“以己悲”的范畴，因为“修楼者的政治行动和作记者的政治理想是完全一致的”[32]。范虽品格高尚，素“以天下为己任”，但终因受儒家中庸之道的思想影响较深，又素有对隐士的倾慕之情，故在遇到矛盾尖锐、情况复杂的时候，特别是在遇到将造成自己的家族和同仁要遭受株连九族之祸时，产生气馁而采取退缩回避的态度。如前述，“庆历新政”推行不到一年遇到抵制和打压时，为避祸患，他就两上奏折请辞参知政事去充边任。当边事稍安，又托肺疾请求“择一善地”就医养病而调邓州，彻底退出政治斗争的旋涡。范到邓州是自己请求调动，并非“贬谪”，这在《陈乞邓州状》讲得很清楚[33]。这是奉行“进者道之行，退者道之止”者的必然选择。

4. 特殊的历史人物和特殊的历史背景造就了这篇千古绝唱。由上述可知，滕子京与范仲淹是两个特殊的政治人物，他俩政治地位悬殊，家庭影响有别，思想理念各异。特殊的历史背景，则是“庆历新政”的失败和失败后出现的复杂情况。滕子京驰书求记是在庆历五年六月十五日，而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却到六年九月十五日才写就，相隔整整15个月。范仲淹为何迟迟不动笔作记?此间，除频繁调动公务繁忙、肺疾侵扰身体不佳、岳阳楼历代名诗佳作如高山横亘于前等原因外，主要是“庆历新政”失败后精神上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他一生的政治追求彻底毁灭了!故而出现消沉心态。范又为何要写、而且能写出这篇千古华章呢?重要的原因是，他毕竟是个一生“以天下为己任”的名臣硕儒，在短暂的思想波动之后，严峻的现实，必然促使他深入思考这个重大的政治问题：自己都出现这样的思想波动，那些被贬谪的政治盟友会不会出现尹洙《岳州学记》说的因遭贬谪而“阴愤阳惨，事弛官废”，“慎微虑危，修旧保常”[34]的情况?这可是个事关家国的重大问题!正当此时，滕子京重修的岳阳楼即将竣工，为尽快获得范公的楼记，定然再次投书催请。而此时的范仲淹正需寻个典型，找个机会勉励政治盟友──岳阳楼的历史影响，滕子京的突出表现，正是难得的契机。加之滕《求记书》要求他给名楼注入“精神”的提示，故亲临岳州实地考察，以滕子京为楷模写下了这篇千古雄文。范仲淹到过洞庭湖，有他自己的诗为证：“去国三千里，风波且不赊。回思洞庭险，无限胜长沙。”[35]

　　综上所述，我们似可得出这样的结论：《岳阳楼记》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受特殊请托，由特殊的历史人物撰写的一篇特色独具的文章。这篇独特的议论文，全文围绕“谪”字展开，记事和写景都是为议论服务的。记事，即点明该文写作的论据：被贬“谪”的滕子京到岳阳后的作为，实记其人其事。写景，实叙典型环境，是紧接着“谪”字展开的议论：描述两种同一环境下的不同景色，列举面对自然景色“以物喜”、“以己悲”的迁谪之人绝然不同的两种态度，来与滕子京进行对比。最后提出论点：“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肯定滕子京累遭贬“谪”，始终“进亦忧，退亦忧”的高尚品德，借以自励并激励政治同仁，为国家和民众的利益终生奋斗。如此解读，既符合历史的真实，又使范仲淹推崇的“古仁人”由一个抽象的概念，变成了一个真实、鲜活的具象。这样，《岳阳楼记》就更生动、形象，也更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