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笔者和余光中一起出席在香港中文大学举行的两岸暨港澳文学交流研讨会。在会上，他作了一个主题演讲：《蓝墨水的上游是汩罗江》。他说：人们现在用原子笔不用毛笔了，因而这个题目只是个象征：“中国的作家，无论哪个地区的，如果都能回溯上游，那个源头就是汩罗江了。屈原是我们中国最早最伟大的作家、诗人。我们溯本追源，都回到屈原的面前。”
由于纪弦倡导的现代诗运动有“横的移植”之说，因而有人认为台湾现代诗与中国古典诗断了根。就是一度作为英国殖民地的香港，其西化之风也和台湾一样劲吹。余光中不同意这个看法。他在《诗魂在南方》中说：“屈原一死，诗人有节。诗人无节，愧对灵均。滔滔孟夏，汨徂南土，今日在台湾、香港一带的中国诗人，即使处境不尽相同，至少在情绪上与当日远放的屈原是相通的。”
之所以“在情绪上与当日远放的屈原是相通的”，是因为余光中与屈原的文化身份、心境上的契合认同，正如杨景龙所说：屈原遭受流放、行吟泽畔的经历，“国无人莫吾知兮”的孤臣孽子的被遗弃感，和他对祖国、故乡的“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无限热爱之情，都让余光中产生共鸣……余光中的大半生都是在颠沛流离中度过的，漂泊感、异乡感始终如影随形般伴随着他，四川对出生在南京的少年余光中来说是异乡，台湾对家在大陆的余光中来说也是异乡，香港对定居台湾的余光中来说还是异乡，而美洲新大陆对华人余光中来说更是异乡。故乡和祖国不仅是地域的，而且是文化的，对从小谙熟经典的诗人余光中来说，故乡和祖国在很大程度上是历史文化和诗词文化的，“月光还是少年的月光，九州一色还是李白的霜”(《独白》)。迫于时世离乡去国的余光中，置身满目异俗的异国他乡，常有一种文化放逐感，他无法割舍对家乡对祖国的真挚情恋，所以他无法不想到屈原并自比屈原。余光中回顾数度旅居美国的经历时曾说：“远适异国，就算是待遇不薄，生活无忧，但在本质上却是一种‘文化充军'。”作为诗人，强烈体验到的漂泊放逐感，使他与屈原身份和心境上达成了深刻的认同。他的《新大陆之晨》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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