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中国文脉》赏析(2)

　　然而，阅读过程中不断“惊艳”的快感，也时而被一些地方阻断。读余回思，令我排拒于心、梗阻于喉的，原来是作者在快意概述中未能一以贯之地将他的主张贯彻到底。文章论述的是中华“文脉”，点题在“脉”，自然应该历时态地把中华文化长河中时而上浮时而潜隐的脉线提拎出来，是为正务。然而文中论说却不断脱离了文脉提拎而转为历史个体的文化成就排行。排行自然是不按照脉线行进的。譬如山峰与山脊的连线构成山脉，虽然高低不平起伏跌宕，但逶迤宛转绵延不绝。而单纯以高度为标准的山峰排序，只构成坐标，却切除了脉源。我们看他论述唐代书家：“第一名：颜真卿；第二名：欧阳询；第三名：张旭；第四名：怀素；第五名：褚遂良；第六名：柳公权；第七名：孙过庭；第八名：虞世南。”这只是从作者认为的“吨位”大小作出的列序，而不体现文脉。若从文脉论，颜真卿书法初学褚遂良，后从张旭得笔法，排列一定是褚、张在前而颜在后。欧阳询、虞世南则因开唐代书法之先风而应先列。这种排法虽更加靠向了历史顺序的轴线而似乎令著者无所作为，但文脉却清晰地显现出来。在粗线条提拎脉络时，你尽可以略去次高峰只数最高峰，而用最为突出的山峰来代表此一山脉，但却不能把山脉切为几段，再从高到低重新组合，从而颠倒错乱地去列数峰峦脉序。

　　于是，余秋雨一些设问和处理就成了非命题。如问：“在文脉上，老子和孔子谁应领先？”文脉衍伸过程中，当然是谁的时代在前谁领先，时代在后者只能是加入进来，而不可能是在后者奠定文脉，在前者作补充。当然，由于老子和孔子同时代，他们只能是共同奠定文脉。至于他们在文化史上孰轻孰重，那是文脉之外的另一个价值判断命题，与文脉构成本身无关。事实上，老子和孔子既然有着不同的风格倾向，你完全可以让他们分领端庄厚重与斩截玄思不同散文体的文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