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中国文脉》赏析(3)

　　另外一个问题是“大言”之难度。粗线条提炼、把历史写薄，都需要“大言”，需要俯瞰历史的气度与指点江山的魄力。然而问题的另一面是，对象越大越难以把握，因为你必须具备更完备的知识框架和足够的文化存量，这就为“大言者”设置了越加弘博的前提条件。而与宋代以前的情形不同，在21世纪这个知识爆炸的时代，任何一个学者都是狭陋的，都不可能实现知识的全覆盖。能做的只是：在自己熟悉的领域里概括，否则会时而显露知识的罅隙，留下硬伤。举本文中的一个例子：说南唐李后主在亡国被俘押解到汴京之前，“从政远不及吟咏”，事实上李煜在汴京仅生活了两年即死去，他的词作主要还是此前创作的。当然，被俘至宋使他的心境发生重大改变，他那些情感深挚的代表作得以产生，但这不等于他此前没有吟咏。而且还恰恰相反，或许正是由于南唐词人们，包括李璟、李煜父子，终日只知道吟咏风花雪月，才造成了南唐的迅速灭亡。至于文中把词说成是“这个倒霉皇帝所奠定的那种文学样式”，就不仅完全忽略了词体发展始于隋唐兴于五代所走过的漫长路途，一笔抹除了从李白、温庭筠到冯延巳和《花间集》的众多词体探路者，也割断了文脉。意识到“大言”之难，为我今后从学设置了惊惕的路标。

　　然而当我从“文脉”的本意在于“脉”出发，品读完了余文以后，却惶恐地感到，或许是我错误地理解了余先生对于“文脉”的定义！人家原本不是把“文脉”解释作“文学衍生”的脉络或脉搏，而应别有它意，否则不可能出现我上述那么多问题。于是重新审视，哦，原来问题的症结点在于余先生强调的是“等级构成文脉”。原来他不是在文学的长河里搜寻鱼群迁徙的痕迹，而是在比较哪条鱼最大！梁山泊英雄排座次、大学排名录、富豪榜是世俗爱好的做法，用在文化上自然也可区分大树与细草，但却与文脉无关。你完全可以在文学品相上区分等级，例如把先秦诸子分成孔子、孟子为第一等级，老子、庄子为第二等级，韩非子、墨子为第三等级，别人也可以见仁见智地作其他区分，但你却无法把文脉分成等级。尽管你可以说文脉到了唐朝呈现得最为旺盛，因为有了李白杜甫王维白居易李商隐杜牧，你却无法说唐朝文脉的第一等级是李白杜甫、第二等级是王维白居易、第三等级是李商隐杜牧……　　当以文学人物的“吨位”为坐标来排序时，恰恰是舍弃也就割裂了文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