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母想了一想，说：“没凭没据，上门要债，他们一尴尬反而会把账全赖了。这样吧，我领着孩子上门去向他们一一讨教卖房事宜。这比较自然，顺便看看他们到底有没有还债的心思。你就不要去了。”
从第二天开始，祖母就领着两个最小的孩子，在三天之内“讨教”了五个人。结果比祖母想象的还要糟糕：他们谁也没有提到那些账。
一双大人的脚，两双小人的脚，就这样在上海的街道上走了整整三天。
很快，原来在英租界戈登路的房子卖掉了，去偿还祖父生前欠下的全部债务。
还债的事，祖母叫十八岁的大儿子和十五岁的二儿子一起去完成。大儿子叫余志云，是我从来没有见过面的大伯伯;二儿子叫余志敬，那就是我的父亲，他后来习惯于“以字代名”，叫余学文。
两兄弟把一叠叠钱用牛皮纸包好后放在书包里，一家家去还债。很奇怪，好几家都在准备搬家，房间里一片凌乱。搬家最需要用钱，一见有人来还债都高兴地说是“及时雨”。只有最后到一家鸦片烟馆老板家还债时，那个黑黑瘦瘦的老板不说一句话，也并不数钱，只是用手按了按纸包，便翻开账簿，用毛笔划掉了欠债。
兄弟俩正准备离开，忽听得屋子角落传出一个女人的声音：“慢慢交走!”
随着声音，一个浓妆艳抹的高挑女子趿着绣花拖鞋从背光处走了出来。她嘴上叼着一支香烟，懒懒地走到兄弟俩跟前后举手把香烟从嘴里取下。她的手指又长又细，涂着指甲油。
她问志云：“听你刚才说，这烟债是你父亲欠下的。他自己为什么不来?”
志云懒得理她，低头轻轻地说：“他刚过世。”
女人顿了顿，问：“他过世，与鸦片有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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