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张爱玲要把这个“倾城之恋”的故事一讲再讲?
我不太喜欢把一个好作家的写作动机归为“真爱”之类的，揣测谁对谁真爱谁对谁凉薄。人生痛苦而漫长，不同时期的感情需求是不一样的。她早已对胡兰成截断了任何念想;与赖雅，虽然经济窘迫，倒也算琴瑟和谐，《张爱玲年谱》中大量他们一起吃饭、逛街的细节足以说明问题。只能说，与胡兰成在一起的那段岁月，正是对应着中国的大时代，一个“有几个狼奔豕突的燕和赵，有几个狗屠驴贩的奴和盗”的时代，一个百姓们流失离所、随时天上飞来炸弹，不知道生在哪里死在哪里的时代;而她，正逢青春，一颗不安的心跌跌撞撞地寻找出路，又遇上一个在时代舞台上扮演某种吃重角色的“汉奸”，连自身也在剧中了，肉身与心灵都陷入迷乱中。那种青春成长痛，胶着在令人眼花缭乱的时代舞台上，如此强烈的戏剧张力，难道不是所有作家都梦寐以求的素材吗?何况是她的亲身经历?
念念不忘，未必是因为爱，而是借某个角色来观照世界，这是一个职业作家的本分。事实上，以人的一生为尺度的话，“爱情”这种东西未必如文艺青年想象的那么重要。对于写出过《秧歌》(1953年)这种杰作的张爱玲来说，更该作如是观。《少帅》中，她孜孜不倦地搜集史料，忠实地把这些素材逐一写进小说;只不过，她挑选了“少女是如何看待大时代”这个她更熟悉，也更有感觉的切入口罢了。张爱玲笔下的性，既不纯洁，也不浪漫，连肉欲也无，只剩冷静、克制、事不关己。显然，这是一个剥离了情欲的人才能写得出来的。
周四被卷入历史事件中，改变一生，起因是肇始于性。她在不情愿又无力拒绝的性中间成长起来，误以为那是爱，慢慢地，在误会中变成了真爱。 有一幕，我印象犹深。周四与少帅交欢，她在偌大的一个空院子里，仍时时觉得有人在监视，她们化作朴拙的、未上漆的木雕鸟，在椽子与门框上歇着，而“她自己也在上面，透过双圈的木眼睛俯视”。俯视着的，是这个大她十一岁的男人趴上她身上为所欲为。
而在《小团圆》中，九莉(即张爱玲)打胎时，在马桶里看到这男胎，“一双环眼大得不合比例，双睛突出，抿着翅膀，是从前站在门头上的木雕的鸟。”
木雕的鸟注视着她们的一生。这是隐喻吧?生即是死，死即是生，张爱玲不止一次写到在周四和少帅之间，总感觉到有一队面目模糊、裹着头巾的女人;这些女人没有时间性，也没有地域性，她们是荣格(张爱玲读过荣格)笔下的潜意识底层，她们是周四，是九莉，也是张爱玲。
(作者：侯虹斌，历史小说作者，专栏作家，媒体从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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