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传记不同文本之比较论文(2)

　　与刘川鄂、余斌采用具体而微的情感传达策略不同，于青从文本的外在形式上把传主表现为非同寻常之人，以浓浓的文学氛围来渲染传主的传奇人生。简言之，就是以作者的文采来展示传主的多彩。“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文本开篇就以陆游的词句来制造氛围。也就是说，传主还没出场，文本的诗之云霭就袅袅升起。在袅袅云霭之中，传主款款向读者走来。随着传主成长、成名、归隐这一传记程式的展开，文本使用的文学技巧也越发丰富起来，尤其是在刻画传主及相关人物时，环境描写、细节描写、肖像描写、语言描写、神态描写乃至心理描写，作者于青无所不用。随着文学技巧使用的丰富，传主的形象也愈发变得飘逸灵动。通过阅读对比不难发现，于青的文本用文学手法叙述的传记事实与刘川鄂、余斌以普通叙述方法讲述的传记事实基本没有出入。事件是同样的事件，人物是同样的人物，但文学叙述手法带给读者的阅读感觉是愉悦而舒畅的，让读者既认知了传主，又享受了文学，这可谓是传记文学的最佳境界。

　　在于青文本中使用心理描写这样的手法来刻画传主或许会引起质疑，谁能肯定传主当时就是那样想的呢？对传主的心理描写当然不能是传记作者的凭空想象，只有熟读传主的虚构的或写实的作品，从而对传主认知理解事物的思路和思维习惯了然于胸，才能在叙述传记事实过程中真实地刻画传主的心理活动。举例来说，于青在重点叙述张爱玲与其一生挚友炎樱在一起的情形时，如此描写传主的心理活动：

　　“张爱玲听了女友的充满着美的色彩的幻想，抬头望去，无论如何，无论何时何地，她一见到月亮，心情就陡然黯淡下来，她看见的月亮除了肃杀之气便只有苍凉之感。月亮的关，对她来说，是象征着生命最冰冷的一页”。

　　只要熟读过张爱玲的作品，谁都不会怀疑这样的心理描写的真实感，因为在张爱玲的小说或散文中，月亮这一文学意象正是如此的色彩。其实，心理描写在传记文本中的真实性和可靠性牵扯着两个传记文学理论问题：传记的文本形式和传记的虚构现象。关于这两个问题都有传记文学理论研究者给予阐述。关于传记的文本形式，陈兰村在总结曹聚仁的传记文学观点时写道：“传记作者无权创造一件事或一篇演讲词，但是他显然有权将真实的资料，写成小说的形式”。赵白生从事实的真实和叙述的真实两个角度来解释传记的虚构现象，事实的真实要求传记作家不能“因文生事”，而叙述的真实则允许他“以文运事”。于青的文本以小说的形式来记述张爱玲的生平事实就是“以文运事”。这种叙述模式既避免了刘川鄂文本的抒情插入策略所带来的文体失调，又消除了余斌文本中过多的事实发挥对读者造成的误导；同时，于青文本的叙述模式既让读者享受了阅读，又为读者理解传主提供了自我判断的机会。“以文运事”做得成功就能使人物传记“华而真实”。文采华美而内容翔实应该是传记文学所追求的文本典范吧？！

　　二

　　在三个版本的张爱玲传记中，另一个值得比较分析的问题是传记材料在文本中的具体使用方式。传记材料如日记、回忆录、新闻报道等在传记文本中的使用一般表现为三种模式，引用、转述及隐述。“引用”模式是指原封不动地把传记材料移植到传记文本中，“转述”是传记作者以材料提供人的口气述说材料内容，“隐述”则是作者运用文学形式和手段把材料进行再加工使之符合传记文本的整体叙述风格。所讨论的三个文本就是以不同的传记材料使用模式使用了潘柳黛对张爱玲的回忆文章。张爱玲与苏青、潘柳黛为同一时期的上海知名女作家，三人原本关系密切，但后来张、潘因关系失和而互不来往。潘柳黛后来写有回忆张爱玲的文章，尽管不无嘲讽，但是却成为不多的张爱玲传记材料的重要构成部分。刘川鄂、余斌、于青在各自的文本中分别以不同的叙述方式使用了这部分传记材料，并且对张、潘之间的关系解释也不尽相同。

　　刘川鄂把潘柳黛的回忆文章作为正面材料使用，借此证明张爱玲待人接物的特立独行，其使用方法是整段引用。而且，在引用材料的前后，传记作者没有对张、潘的真实关系做任何解释和说明。在文本的同一页，刘川鄂加入第一部分引文时这样写到：“女作家潘柳黛生动地记叙了她和苏青去访张爱玲的情形”，紧接着又以承上启下的简短评论引用了第二部分文字：

　　“潘柳黛以女性作家的细腻捕捉到张爱玲在待人接物上的独立性，这是一种非常可爱可敬的性格，盛妆待朋友，哪怕是熟悉的朋友，也是对人对己的尊重。在遵守时间这一点上，张爱玲也是非常地西方化的。潘柳黛记述道……”。 与刘川鄂以正面材料使用潘文不同，余斌把这一传记材料当作靶子予以批驳。他在文本中分两次使用潘柳黛的回忆文字，第一次是在文本的开头即第9页以反证法反驳潘柳黛指责张爱玲“念念不忘自己的贵族出身”，第二次在文本的中间即193页完整引用了四大段潘柳黛的文章。引用前，余斌对这些文字做了如此说明：

　　“最愿花力气挖苦的，是一度与张爱玲有交情、后来翻了脸的潘柳黛。她一篇记上海女作家的文章说到张爱玲，几乎用了一半的篇幅来嘲笑她的奇服异装”。

　　把潘的文章当作靶子树立起来后，余斌先以夸大的语气附和潘的说法，随后话锋一转就批驳了潘的挖苦而为张爱玲辩护，“事实上张爱玲是个眼光独到的服装鉴赏家……”。

　　原文照搬地使用传记材料固然使传记内容显得言之凿凿，但在传记文本中次数过多篇幅过长地引用传记材料会使叙述形式和过程显得杂乱，同时也削弱了传记作者掌控和运用传记事实的能力。在三个文本中，刘川鄂的文本原文引用传记材料的次数最多，比如，在文本的91页、98页、103页，作者先后长篇大论地引用了柯灵、宋淇、谷正魁等三人的回忆文字，引文之间的间隔如此稠密，并且引文篇幅过长，首先就使文本在形式上显得杂乱。另外，作者先对传主做出主观评价，然后引用某个传记材料以证明自己论断的正确性，这样使用传记材料难免有失公允，毕竟一家之言，有失偏颇。像刘川鄂对潘柳黛回忆文章的使用显得片面且主观。但是，像余斌那样因张、潘关系不和而把潘的文字主观地批驳成对张爱玲的挖苦和嘲笑，把传记材料提前替读者做了判断：这是负面材料，有损张爱玲超凡脱俗的形象，必须加以批判等等。这样使用传记材料也有不客观、不公正的嫌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