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传记不同文本之比较论文(3)

　　于青的文本对潘柳黛文章的使用要比刘川鄂、余斌来得集中、完整和客观。文本首先在161至162页交代了张、潘最初的关系，并且把潘的部分回忆文字隐述成张爱玲、潘柳黛和苏青三人进行对话的场景描写，作者没有站出来对潘的文字做主观评价，而是让读者从人物各自的语言中去判断其性格、爱好和态度。紧接着在166至167页，文本叙述了张、潘关系失和的起因以及张爱玲后来在香港对此事做出的回应：

　　“当然，张爱玲与潘柳黛也停止了来往。她采取了”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回避与潘见面的场合。后来她到香港，有人向她提及潘女士亦在香港时，她仅是说：‘潘柳黛是谁？我不认识她。’一副不关己事的漠然态度，省却了许多口舌和是非。这也是她做人的清淡与冷漠，心中其实是很有准绳的”。

　　至此，张、潘公案紧凑而完整地交代清楚，达到了以此事例反衬张爱玲对苏青、对炎樱的友情的真实和真诚，并说明了张爱玲待人交友爱憎分明的性格特点。可见，客观完整地使用传记材料并不仅仅局限于原文引用，作者首先要拥有完整的材料，其次采用适当的叙事策略保持材料的完整性和真实性，这样才能最终实现刻画真实生动的传主形象这一根本的写传目标。

　　对引用、转述和隐述这三种传记材料使用模式，不能生硬地划分其优劣，关键是使用得当适时。在刘川鄂的文本中，有一处特别巧妙的引用是余斌、于青的两个版本中所不具备的。在记述张爱玲与赖雅成婚前的事件时，刘川鄂在客观地讲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后，没有对谁是谁非做出评论，而是随机引用了夏志清对此事件的评论，引文指责赖雅对张爱玲“不仅不够温柔体贴，且有些残忍霸道，同她的父亲一样损害了她的健康……”。这样的引用既客观地表达了不同的人对张成婚事件的不同反应，又借别人之口表达了传记作者对传主的同情和呵护；这样的引用避免了像于青那样对事件轻描淡写、有意回避，又消除了像余斌那样凭主观情感袒护传主而指责赖雅的片面。

　　三

　　在三个版本中，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即如何对待传主的作品在传记文本中的地位。因为传主的作家身份，其作品势必成为传记作者关注的重点（事实上正是因为其作品才促使了传记文本的产生）。关于作品在作家的传记中的地位，李德恩如是说：

　　“作家的传记不同于其他人物的传记，它所蕴涵的内容更加丰富，除了作家本人的人格力量是传记所必需的资源外，对他们的作品要进行解读，从中挖掘他们的社会价值和文本作家的内在联系……”。

　　解读作家传主的作品是为其写传的作者的必修课，问题的关键是，对作品的解读是应该在传记文本以外完成还是在传记文本以内完成。对伟大作家的作品进行解读并非三言两语所能完成，要在文本内进行作品解读恐非易事，说的过多，难免喧宾夺主，传记变成了文学评论；说的过少，又容易犯管中窥豹的错误，传主形象的完整性就会受损。就张爱玲而言，其传记材料匮乏而作品繁多并几乎篇篇可圈可点，如何梳理其作品的“社会价值”与其本人命运的关系更加关键。比较折中的办法是“传中作传”，也就是说，为与作家传主命运联系紧密的重要作品作个“小传”，比如，列写传主产出重要作品时的写作经过和所涉及到的人物及事件、作品发表后当时读者的反应和评论者的评价、作品给传主命运和写作生涯带来的影响和反影响等等。总之，要使作品解读与传主的生平和命运叙述融为一体。就张爱玲传记来说，于青的文本侧重于对张爱玲重要作品、尤其是小说的文学评论式的解读，余斌的文本是对张爱玲的小说和散文做内容复述式的评价，而刘川鄂的文本则着重叙述重要作品发表的经过及当时读者、评论者的反应等。这三种做法谁优谁劣，不能轻易做出评价，如何评价作家的作品在其传记文本中的价值和意义毕竟是传记文学理论中的新课题。

　　刘川鄂、余斌、于青分别撰写的张爱玲传记因其叙述手段不同而风格各异。刘JII鄂的文本风格是叙述、抒情、引文相互穿插，但因文采飞扬的抒情段落在直白的叙述中随意穿插，再加上引文使用频繁，造成了文本从阅读视觉和感觉上显得杂乱失谐。在余斌的文本中，分析、议论多于叙述，如余斌自己在后记中所说，文本更像是评传。正因为其评传特点而使传记有“一家之言”的嫌疑，容易误导读者而不能使之对传主做出全面、客观的理解。于青的文本因强调传主的传奇色彩而更像是一部小说，从传记“纪实传真”的理论角度看，容易让人质疑其真实可靠的程度。但是，从愉悦性阅读和体现人物美学意义的角度上讲，采用文学形式和手段是撰写人物传记的最佳途径。当然，其前提是保持传记的真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