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与钱基博(2)

　　这样的一种靠得很近的同事关系，两人在1925至1926学年中，应该有较多的接触交往。钱基博和朱自清都有记日记的习惯，在他们这一学年各自的日记中，想来也应该有不少记载到两人接触交往的内容。但钱基博一生多达五百余册的日记，在“文革”中被付之一炬，而《朱自清全集》第九卷、第十卷“日记编”中，也没有1925年和1926年的部分，这不能不说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

　　虽然见不到两人当年的日记，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其他的一些文献史料中，钩沉出钱基博和朱自清两人作为同事接触交往的一些事迹。

　　前文提到，朱自清的一篇文章中曾提到，有一位在钱基博班上的学生一度曾想转到他的班上。这个学生名叫韦杰三，而这篇文章是《哀韦杰三君》。先看文章中的相关内容：

　　……第二回来访，是在几天之后。那时新生甄别试验刚完，他(笔者按：指韦杰三)的国文课是被分在钱子泉先生(笔者按：钱基博字子泉)的班上。他来和我说，要转到我的班上。我和他说，钱先生的学问，是我素来佩服的;在他班上比在我班上一定好。而且已定的局面，因一个人而变动，也不大方便。他应了几声，也没有什么，就走了。……

　　他的同乡苏先生，我还是来京时见过一回，半年来不曾再见。我不曾能和他谈韦君;我也不曾和别人谈韦君，除了钱子泉先生。钱先生有一日告诉我，说韦君总想转到我班上;钱先生又说：“他知道不能转时，也很安心的用功了，笔记做得很详细的。”我说，自然还是在钱先生班上好。以后这件事还谈起一两次。直到3月19日早，有人误报了韦君的死信;钱先生站在我屋外的台阶上惋惜地说：“他寒假中来和我谈。我因他常是忧郁的样子，便问他为何这样;是为了我么?他说：‘不是，你先生很好的;我是因家境不宽，老是愁烦着。’他说他家里还有一个年老的父亲和未成年的弟弟;他说他弟弟因为家中无钱，已失学了。他又说他历年在外读书的钱，一小半是自己休了学去做教员弄来的，一大半是向人告贷来的。他又说，下半年的学费还没有着落呢。”但他却不愿平白地受人家的钱;我们只看他给大学部学生会起草的请改奖金制为借贷制与工读制的信，便知道他年纪虽轻，做人却有骨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