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日记中的陈寅恪(3)

　　1933年9月8日下午访寅恪先生，承告桥川著关于陶集之书内有郑叔问札记。(246页)

　　1933年11月16日：上午陈寅恪先生来谈，选文应能代表文化，普鲁士教育部曾选希腊文选一部，由委员会选定，历多年而成，牛津大学即采用之。又谈《天师道》一文中大概。(263页)

　　1933年11月23日：陈寅恪谈郝兰皋稿无多精要之品。(264页)

　　1933年11月29日：读陈寅恪先生《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一文，极有胜义：1，天师道与两晋关系极巨，王、谢等大姓皆信之;2，六朝人重家传，然父子可同名之，此道名也，又如道字、灵字亦皆教名;3，书法与写经及符录有关;4，竹能宜子，王子猷等爱竹，非尽雅怀;5，羲之好鹅，或取其能解丹毒。(265页)

　　1933年12月10日：昨孙子书谈寅恪文，竟未见，甚惭。(268页)

　　读陈寅恪先生《四声三问》，陈义凡三：1，中土平、上、去三声之分，系文士依据及摹拟转读佛经之声(入声不易混，自为一类)。2，四声之说起于周 、沈约，以建康为南朝政治文化之中心，善声沙门及审音文士共居之地，二者之间发生相互影响，实情理之当然，而帽《高僧传》所载善声沙门之生卒考之，建康经吹之盛，实始自宋之中中世而及于齐之初年。是时竟陵王子良在鸡笼西邸，同时集诸文士作四部要略〉，又集诸僧造〈经吹新声〉，此又二者相关之机缘也。至曹植〈鱼山集〉，自系伪作，其事出刘敬叔之〈异苑〉，及刘义庆〈演脸记〉。东晋中晚时代，经声虽已流行，而尚无鱼山制契之神话，逮东晋末年，始有此传说。此传说实会有一善声沙门与审音文士合作之暗示，而此二种人之合作，即四声之起源。3，论四声者皆说五声而不及四声，盖四声只用于属文，谈音理则当五言五也。(269页)　　1934年2月15日：又论陈寅恪治学与王静安异，其爱好太博也。(281页)

　　1934年4月17日：与平伯、寅恪等同游大觉寺，骑驴上管家岭观杏花，极盛。(290页)

　　1934年5月15日：访寅恪，商考霍世休事，又告以难聘刘子植事。(292页)

　　1934年5月31日：下午访一多，商定下年课程。又见陈寅恪，谈话甚得益。彼论“相”“见”“所”等字，谓恐当入中性(Medidum)，非施非授也。又谓“王若曰”，“若”即藏文之“尼”，乃指示主格者。又论“家”时，谓《三朝北盟合编》有“南家”之称，又谓即“司马家八”之谓。又谓刘半农曾译惠特尼(Whitney)之序论，可看。(2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