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话文的“欧化”倾向是由于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交汇融合，而翻译是介绍外国的文化到中国来的“第一利器”，朱自清先生写了《译名》一文，专门谈名词术语的翻译问题。谈到借用外语时，朱自清先生认为：原来中国的六书文字同西洋音标的文字性质本是格格难入，同他们的交通又很晚。以前同中国交通的大概都是文化低下的国，没有什么新语输进来；只有汉到六朝之间，印度哲学输入，佛经译出的很多；结果也只是在中国文字里添了许多新词，并没有借用梵语的所在。直到近几十年，才有借用日本名词的现象。至于西洋文字，因为同中国的文字相差的实在太远了，所以一直没有借用的事情。他们的音形都差的太厉害，就是借过来，要叫他普遍通行，让人人明白他的意义，恐怕是千难万难呢！主张
直接用外国原名的人，以为这样可以免了许多意义上的剥削，省了许多劳力。但是免了，省了，却不能有效了，思想不容易传播了。学术上的名字，十分之九是中国没有的；要说借用，借用的字数一定非常之多；满眼是借用字了。懂外国文的，不愿意看这四不像的东西，不懂的人格外不懂，思想传播反阻碍了。朱自清先生认为，最好的办法是暂在相当的译名的底下附写原名———让懂他的知道，也可以借此矫译名歧异的弊；又可以渐渐教中国文有容纳外国字的度量；那不懂外国文的，也不至于向隅；这样才可以收普及之效。人名地名虽不必义译，也要拿中国字切出他的音。切汉音并不足损真，反能帮助他普及。总之，我们做翻译的事情，是要介绍思想给那些大多数不懂外国文的人，是要促进国语的科学哲学的发展，认定这个主意便对[9]。
1920年钱玄同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文章，提倡使用简体字，后又提出了《简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并认为这是“治标的办法”，且是“目前最切要的办法”。胡适也于1923年在《国语月刊》汉字改革号的《刊头语》中说：“中国小百姓做了一件惊人的革新事业：就是汉字形体上的大改革，就是‘破体字’的创造与提倡。”认为：“这虽然不是彻底的改革，但确然是很需要有的一桩过渡的改革。”由此，简化字运动引起了广泛的反响。朱自清先生对这一改革举动给予了响应，他在1927年写的《现代生活的学术价值》一文中，肯定了简化字在现代生活中的价值。他说：“有人研究小学，研究《说文》，研究金文，研究甲骨文，至矣，尽矣；至于破体俗字，那当然是不登大雅之堂，不值通人一笑的。但破体俗字在一般社会生活里，倒也有些重要，似非全无理由可言；而且据魏建功先生说，这些字也并非全无条例，如‘欢’省作‘欢’，‘观’，省作‘观’，‘权’省作‘权’，‘劝’省作‘劝’，是很整齐的，颇值得加以研究。是的，在小学家看来，这又有什么道理！然而我相信张东荪先生的话，他说：‘凡文明都是有价值的；凡价值都是时代性的。’”[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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