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琳达：比尔在参观完那个肺结核医院之后就给我打了电话。通常我们在旅行期间通话时，只是回顾一下一天中的行程：“这些是我今天做的事;这些是我今天去的地方;这些是我今天见的人”。但那天的电话很不一样。他说：“梅琳达，我去了一个以前从没去过的地方”，然后他哽咽得说不出话来。最后他只说了句：“回家后我会告诉你一切”。
我知道他都经历了些什么。看到生活在绝望中的人们，你也会心碎的。但要尽可能多地帮助他们的话，你就必须看到最坏的情况。那就是比尔在那天所做的，我同样经历过那样的日子。
十年前，我曾与朋友们一同到印度旅行。在离开印度的前一天，我抽出了一些时间见了几个性工作者。我本来希望跟她们谈一谈，她们可能会染上艾滋病，但她们却想说从事这一行业的耻辱。大多数女性都是因为被丈夫抛弃才开始做妓女的'。她们要努力挣到足够的钱，才能养活孩子。在社会上的其他人看来，她们的地位非常卑微，因此任何人——包括警察——都可以抢劫、殴打甚至凌辱她们，而没有任何人关心她们。
与她们一起谈论生活对我的触动很大。但我印象最深的是，她们非常渴望与我接触，似乎肢体接触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证明她们的价值。在我要走的时候，我们所有人胳膊挽在一起，照了一张像。
后来我又花了些时间拜访一个绝症患者之家。走进一个大厅，我看到了成排的简易床。每张床前都有人照料着，除了远离角落的一张床无人走近，因此我走了过去。这张床上躺着一个看上去三十多岁的女性。我到现在还记得她那悲伤的棕色大眼睛。她骨瘦如柴，快要死去了。她的肠胃里无法储存任何食物，因此人们只能让她躺到一张简易床上，在床的底部挖出一个洞，她可以通过这个洞将一切排泄到床下放着的一个便盆里。
从她的样子，以及她被单独放置在角落这一事实，我都能看出来，她得了艾滋病。染上艾滋病的耻辱是非常可怕的——特别是对于一个女性来说——她因此受到的惩罚就是被抛弃。
站在她的病床前，我忽然感到非常无助。我什么东西都不能给她。我知道自己救不了她，但也不想让她孤单。因此我在她旁边跪下来，伸出手去抚摸她，而她一感觉到我的手就抓住了它，再不放开。我们手拉着手坐在那儿，尽管知道她听不懂，但我还是说，“不要紧，不要紧，这不是你的错”。
我们在一起待了一会儿，然后她用手指向上指了指。过了一会儿我才明白过来，她想趁天还亮着的时候到屋顶上去，在外面坐着。我问一位工作人员这是否可以，但需要她照顾的病人正让她忙得团团转。她说，“她马上就要不行了，而我现在必须为病人们分药”。然后我又问了另一位工作人员，得到了同样的答案。天色渐渐变晚，太阳开始下山了，而我那天必须要离开，似乎没有人愿意带她到房顶上。
因此，最后我一下子抱起她——她骨瘦如柴，几乎就是一堆骨头——带她沿着楼梯走了上去。在屋顶上有几把塑料椅子，椅子很轻，一阵强风就能吹走。我把她放在其中一把椅子上，用另一把椅子支撑住她的腿，然后在她的腿上搭了一个毯子。
她面朝西坐在那儿，看着落日。我确保工作人员知道她在屋顶上，这样太阳落山之后他们就会来上来接她。然后我不得不离开了她。
但她从来没有离开过我。
面对这位女病人的死，我感到自己做得还差得很远。
但有时正是你无法帮助的人才真正激励着你。
我明白，那些早晨还跟我挽着胳膊的性工作者晚上可能就会成为我带到房顶上的那位女性——除非她们能找到一种方法，可以公然反抗生活中无处不在的耻辱。
在过去的10年时间里，我们的基金会已经帮助性工作者建立起了互助团体，这样她们就可以从彼此身上获得力量，大声呼吁安全的性行为，并要求顾客使用安全套。
她们勇敢的行为是HIV病毒没有在性工作者之间大规模传播的原因之一，许多研究也表明，这是艾滋病没有在印度爆发的一个主要原因。
当这些性工作者团结在一起阻止艾滋病传播时，一件出乎我们意料的大事发生了。他们建立的团体成为了一个包罗万象的平台。她们建立起了快速拨号网络以应对暴力袭击，凌辱并抢劫她们的警察及其他人再也无法逃脱制裁;她们还建立了鼓励储蓄的制度，他们使用金融服务，这帮助她们中的一些人开始创业并不再从事性服务。所有这些都是在社会眼中处于最底层的人做的。
对我来说，乐观主义并不是消极地期盼事情变好，而是一种相信我们能使事情变好的信念——无论见证了什么苦难，不论情况有多糟，只要不失去希望，只要不消极对待，我们都能帮助这些人们。
比尔·盖茨：
梅琳达和我描述了一些令人震惊的场景。但是为了说明乐观主义的力量，我们要举出最强大的一个例子。即使是在绝境中，乐观主义也能激发创新，从而带来消灭苦难的新工具。但如果从来没有真正见过处于苦难中的人们，那么你的乐观就无法帮助他们，你将永远无法改变他们的世界。
而这一点与我看到的却是相互矛盾的。
科技的世界推动着非凡的创新——而斯坦福就站在创新的中心，它创立起新公司、培养出摘得奖项的教授、制造出绝妙的软件和神奇的药物，教导出令人惊叹的学生们。对于人类能够为彼此做的，我们即将创造出令人兴奋的突破。这里的人们对于未来确实激动万分。
与此同时，如果你问美国人“未来是否会比过去更好”?大多数人会说：“不，我的孩子过的会比我差”。他们认为创新并不能使他们自己的或者孩子的世界变得更好。
那么谁是对的呢?
是声称创新将会带来新的可能并使世界变得更加美好的人呢，还是认为社会不公将加剧，机会将越来越少，而创新无力改变这一切的人?
在我看来悲观主义者是错的，但他们并不是疯子。如果技术创新完全由市场推动，如果我们没有将创新集中于解决主要的社会不公，那么那些令人惊叹的发明可能会使世界的两极分化更加严重。
在我看来悲观主义者是错的，但他们并不是疯子。如果技术创新完全由市场推动，如果我们没有将创新集中于解决主要的社会不公，那么那些令人惊叹的发明可能会使世界的两极分化更加严重。
我们将无法对公立学校改造升级，无法治愈疟疾，无法终结贫困，无法推动创新，从而使贫苦农民在气候巨变中也能种植食物。
如果乐观主义无法解决这些影响众多人类同胞的问题，那么在这种乐观中我们就需要更多地感同身受。如果二者相通，那么我们就能看到贫困、疾病与穷困的学校，就能用创新解决这些问题，然后使悲观主义者大吃一惊。
在索维托，我开始明白，如果要使所有人都重视乐观主义并且为全世界所有人都赋予力量，我们就必须关注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的生活。如果只拥有乐观主义，而不能对他们的苦难感同身受，那么无论我们掌握了多少科学的奥秘，都无法真正地解决问题;我们只是在迷宫中做无用功而已。
我相信在座的大多数同学都比你们这个年纪时的我有着更广阔的世界观。在这方面你们会比我做得更好。如果全身心地投入到这一事业中，你们会令悲观主义者大吃一惊。我们迫不及待地想要看到这一情形。 梅琳达：
心碎之后，你对待乐观主义的态度就会改变。
在一次南亚之行中，我遇到了一个一贫如洗的母亲，她将自己的两个幼子带到我面前，请求我：“请您带他们走吧”。当我请求她的原谅，表示我不能这样做时，她说：“那就请带走一个孩子”。
在另一次去洛杉矶南部的旅行中，我与一队来自某个贫困社区的高中生攀谈了起来，一位年轻的女性问我：“您是否有时会觉得我们只是其他人的孩子，我们的父母逃避责任，因此我们是被遗弃的?”这些女性曾令我——现在仍然令我——心碎。如果我对自己承认：“我也可能是她们中的一个”，那么我就会加倍地同情她们。
在与旅行中遇到的母亲们交谈的过程中，我发现我们想为孩子做的是完全相同的，唯一的不同就是我们做到这些事的能力。
那么是什么造成了这种不同呢?
比尔与我曾在饭桌上跟我们的孩子讨论过这个问题。比尔工作时的努力程度超乎想象，为了成功他也有过冒险和牺牲。但是要取得成功还有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那就是好运气——绝对的好运气。
你什么时候出生?你的父母是谁?你在哪里长大?这些东西任何人都无法争取到，我们只能接受它们。
如果去掉好运和特权，然后思考一下没有这些的话我们将何去何从，想象一个贫穷而体弱多病的人说“我也可能使是她们中的一个”可能会更容易一些。这就叫做感同身受，它能够打破隔阂，使乐观精神得到更广泛的传播。
因此，我们呼吁：离开斯坦福之后，请用你们的天赋、乐观和同情心使成千上万的其他人同样变得乐观，从而改变这个世界。
不必心急，因为你们还要创业，要支付账单，要恋爱，要结婚。现在这样就足够了。
但在你们的人生旅途中，倘若对自己没有规划的话，苦难会使你们心力交瘁。
如果这种状况真的发生了——它会发生的——那么别逃避，面对它便是。
改变就会在这一时刻发生。
祝贺你们毕业，祝你们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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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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