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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作之合
孙犁认为，旧式婚姻，过去叫作“天作之合”，是非常偶然的，但偶然之中也有必然。
孙犁回忆，妻子十九岁那年，夏季一个下雨天，她父亲在临街的梢门洞里闲坐，从东面来了两个妇女，是以说媒为业的，被雨淋湿了衣服。她父亲认识其中一个，就让她们到梢门下避避雨再走，随便问道：
“给谁家说亲去了？”
“东头崔家。”
“给哪村说的？”
“东辽城。崔家的姑娘不大般配，恐怕成不了。”
“男方是怎么个人家？”
媒人简单介绍了一下，就笑着问：“你家二姑娘怎样？不愿意寻吧？”
“怎么不愿意。你们就去给说说吧，我也打听打听。”她父亲回答得很爽快。
就这样，经过媒人来回跑了几趟，亲事竟然说成了。结婚以后，妻子跟孙犁学认字，他们的洞房喜联横批，就是“天作之合”四个字。妻子点头笑着说：“真不假，什么事都是天定的。假如不是下雨，我就到不了你家里来！”
正因为如此，孙犁的妻子对他们之间的恩爱，记忆很深。早年孙犁在北平当小职员时，曾买过两丈花布，直接寄至妻子家。妻子临终之前，还向孙犁提起这件小事，问道：“你那时为什么把布寄到我娘家去啊？”
孙犁说：“为的是叫你做衣服方便呀！”
妻子闭上眼睛，久病的脸上，展现出一丝幸福的笑容。
孤独的海子
海子去世已经25年了，我是应该哀悼的，因为他是我的老朋友。
遗 书
我和海子在中国政法大学哲学教研室一起工作了5年。教研室里面靠墙搭了一个硬板的架子床，用一个五合板与教研室隔开一个十几平方米的小屋，由胡老师和我住着。
现在想一想，海子就是在他去山海关前一天的黎明时分，在外边的教研室里创作了他最后的诗篇——他的遗书。当天晚上9点钟左右，我拉开我的抽屉去找烟，结果看到抽屉的左边有几沓白色的复印纸，每沓都折了三折，整整齐齐的，一沓一沓摞放着。一般人对自己的抽屉是熟悉的，有没有什么东西是知道的。多了这些纸我感到有些奇怪，打开一看，第一沓纸上，标题是“遗书”，是写给教研室主任的，我赶快把胡老师喊来，我们一起一封一封打开，有写给学校领导的、写给他爸爸妈妈和弟弟的、写给一禾的等。我们感到问题严重，赶快给教研室领导打电话告知这件事。我们一直担心海子，又觉得他是不会死的。直到第二天中午时分，校长办公室打来电话证实了这一不幸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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