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六：和而不同】
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专一，谁能听之？——题记
如果向水中加水，又有谁能食呢？如果只有一种音调，又有谁能听呢？晏子这个浅显的比喻，却道出了一个深奥的道理。用孔子的话来说，就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诚然君子之间就像是阴阳八卦图中的黑白两鱼，两鱼有着看似截然不同的特征，但他们游动的身体却组成了世间最完美的图形——圆。
历史上大凡有所作为的人，都是熟谙这个道理的。王安石与司马光同怀着“报国济世”的梦想，在面对那个风雨飘摇的宋朝，却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见解。王安石认为“今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风俗日以衰败，患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则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倾骇天下之耳目，嚣天下之口，而固以合先王之政矣。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自古治世，未尝以财不足为患也，患在治财无其道耳。”而司马光却认为“祖宗之法有何谬误，只是现在实施地太失败了，只要励精图治，就能让大宋保持千秋万代，为何一定要变祖宗之法。于是两人成了政见上的死敌，王安石变法，司马光就极力反对，甚至不理政治，闭门写《资治通鉴》。而私底下两人却是好友，都是对对方有着足够的敬佩。当王安石临死前，就告诫叶涛（王安石的弟弟的女婿，很受王安石器重），“若学诗，当师苏子瞻，一点浩然气，干里快哉风。若为政，当师司马光，葵花向日倾，清廉两袖风……”可惜叶涛最终却没有放过司马光，追贬以死的司马光的官职，不提也罢。
古人坚守和而不同的原则，在我们新中国也不乏遵循这一原则的典范。1955年，周总理在万隆会议上，面对着不同国家间的不同利益，就提出了“求同存异“的立场，使得大会开得异常顺利，一致通过了包括经济合作、文化合作、人权和自决、附属地人民问题、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宣言等项内容的《亚非会议最后公报》。
而今面临着越来越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而不同的原则就越来越显得重要了。这一准则，会在历史长河的冲刷中，越磨越亮。
【篇七：和而不同】
和谐，这个词既是那么简单，又是那么难，简单的是它就代表着平安无事，这只是它最肤浅的诠释，难的是它是在人们独立思考、提出问题时，能够彼此融洽的进行心灵的交流的社会状态——即和而不同。
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大动荡大混战的时期。这个时代可谓与“平安无事”无缘。但这个时代又是中国古代思想发展的黄金时代，原因何在？究其根本，是因为这是一个在思想领域“和而不同”的时代。儒、法、道、墨、名、农、阴阳、纵横、兵、小说十大学派和数不胜数的小学派彼此争鸣，他们都竭尽全力试图驳倒对方，但又不强迫对方接受自己的思想，而是在相互的辩论中，与对手共同进步，正因为这种思想上的和谐，中国古典文化才在不断的创新与融合中达到了古代史上的最高峰，而那些各家的大师们，也因此成为了世界文化史上一座座巍峨矗立的山峰，受到后人们的景仰。反观其后的“大一统”时代，统治者在实现政治一元化的同时，在文化领域也追求“一体化”，先有秦始皇独尊法家焚书坑儒，后有汉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于是古代中国的文化界就此“稳定”，但也日益失去生机。取得统治地位的学派成为了统治者粉饰太平的工具，日益僵化腐朽，而非统治思想则被视为“妖言惑众”遭到打击摧残，到了明清，中国古典思想终于彻底走进死胡同，知道烽火惊醒华夏，中华文化才迎来新生。
中国古代的文化的兴衰，犹如我们耳边的警钟，时刻警示我们：和而不同方为真正和谐，追求表面太平只会招致灾难和耻辱。
与摧残思想的古代反动统治者不同，新中国建国伊始便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政策。改革开放之后更是大力支持文化事业的发展。因此当今中国的文化事业呈现了繁荣发展的大好局面，一批又一批优秀的文化作品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而在百花齐放的缤纷中，中国一步步走向和谐，走向进步。
和而不同方能造就和谐，在我们投入绚丽的现代生活中，让我们保持这和谐的文化底蕴，在和谐中成长！
【篇八：和而不同】
一九五三年的万隆会议上，新中国遭到了某些国家的怀疑与敌视。面对众多同为第三世界国家的疑虑和他们对于共产主义的担心，周总理提出了后来闻名世界的，各国纷纷效仿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注视中国的目光一下就变得温和而友好。而在周总理身后为支撑的，正式两千年前孔子的那句：“和而不同”。
中国历史凭借其浓厚的君子思想孕育出了孔子的那句“和而不同”，同样也孕育出了这样的一类人。而在这类人中，我首先想到的是朱熹和张式。
朱熹和张式年龄相仿，同为当时着名的哲学家。他们在岳麓书院进行的学术讨论，被后世称为“朱张会讲”。他们两人本在学术上不同，有些乃至相背。但在友好而激烈的学术讨论中，两人渐渐发现了哲学的内核。两人所持观点，虽表象不同，却在本质趋和。故此，二人的学术皆有精进，却又并未统成一说，而是在相当的高度里保持这和而不同的境界。以至于朱熹用诗句来会议他与张式之间的学术友情：
忆昔秋风里，
寻朋湘水旁。
胜游朝挽袂，
妙语夜联床。
别去多遗恨，
归来识大方。
惟应微密处，
犹欲细商量。
……
诗中句句，皆是朱熹对于这位与他和而不同的朋友的真情实感。
至于王安石，更是此类中的杰出代表。
王安石能与司马光“不同”，靠的是对于世间真理的自信；而与包括苏轼、欧阳修在内的满朝大臣“不同”，他凭借的是对真理的自信而派生出来的勇气。亦因如此，他才会潇洒的放言“祖宗不足法，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更使他自信的吟出“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这样的诗句。晚年他迫于形势不得不归隐山林之时，仍然写下了“纵被春风吹做雪，绝胜南陌碾成尘”。如此种种，皆为王安石之与世“不同”之处。
然而这“不同”之中却是与天下苍生的大和。《免税法》惠泽百姓，《水利法》功在千秋。看着被王安石变法所泽被的大地，任谁不能感慨，“和而不同”被王安石诠释得如此完美？
中国的传统文化本身就是“和而不同”的最好注脚。佛、儒、道三家，本是相互冲突，可谓不同之深。然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两千年的调和下，不断的相吸收、相融合。最终形成了佛教中国化、道教世俗化和儒教道禅化的三家互补互存，互相繁荣的文化格局。这点从中国古代文化名人通常三家皆精的特点上就可以清楚的看到。
当今世界，全球化的浪潮已经无可逆转，各种不同文化，不同信仰，不同价值观之间的冲突颇有愈演愈烈之势。因此有人断言：未来世界的主要冲突将是文化上的冲突。那么究竟怎样才是一条正确之路呢？或许江在访美时的一段话会给予我们一些指点。他说：“两千多年前，中国先秦思想家孔子就提出了“君子和而不同”的思想。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相互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和而不同，是社会事物和社会关系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也是人们处世行事应该遵循的准则，是人类各种文明协调发展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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