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在心中学生作文
东关街和城里的大街是在一条直线上，只是在中间隔了一座东城门。街在东关范围，那就叫东关街了。
这条街虽不怎么长，但也规整齐洁，街的南北两侧大小铺面一个挨一个，很是繁华。有马染房、贺靴铺、马面铺、三合义、山货铺、麻绳店、箩匠铺、李帽铺等，各式各样的商家，一直排到十字街。
过了十字街中心，再往东走，两边就没有铺面了，而是各式街门一个接一个，成了居民住户区，越往东走，路面越宽，呈喇叭状。在这宽敞处，有几棵一个人搂不住的大杨树，这一段便是大树底下。
但在怀仁人的口语中，下字要念成些字音，就成了大树底些，这是指树为名了。
这几棵大杨树是那种晋北老品种的杨树，和现在的钻天杨，新疆杨等不一样。树杆粗壮，枝繁叶茂，树冠圆而硕大。每到春夏之季，树冠随风轻轻摇曳，飒飒作响，墨绿的树叶在阳光下，闪现万点金光，喜鹊在大杨树间往来飞窜，喳喳鸣唱。
大杨树东、边就是马家的园田，园田里蝴蝶飞舞，菜花金黄一片，分明就是一道靓丽的田园景观。难怪城里的士绅马维伦由衷的赞日：一出东门，抬眼望之那是～片绿景。
这一诗句在怀仁城的老百姓中流传了多年。马维伦是旧时的念书人，他还给怀仁老城创造了一句有名的歇后语。过去老年人如果形容一个人说话哕嗦就用马维伦的文章序儿多来比喻。
原来马维伦小时候上学，有一天晚上写作文时，看着桌子上的蜡烛快要燃到头了，顿起一念，随笔写了一句蜡之将尽，简写一刘，望先生莫认作九二苏州码子。
过去买卖行记账用的一种传统记数的符号叫苏州码子过去人们称阿拉伯数字为洋码子一样。那苏州码子二的写法和刘字右边的偏旁相近，也是竖着写两划，刘字的左半边写的草一点就和苏州码子的九相近。
私塾房先生在批改作文时看了马维伦写的按语，不由一笑，便在作文后边用红笔写下马维伦的文章，序儿多的批语。不径而走，竟成了怀仁名典故，老少皆知之，且常用之，和他赞美大树底下的名句一道，成了怀仁文脉中的经典。
怀仁马家的歇后语还有两句，一句是马三兰的狗认的谁咬谁，用来比喻无端的用言语伤害相识的熟人。另一句是马万年的牛认不得麻生，比喻不识的好吃食和有眼不识金镶玉同义。
从大杨树再往东走百余步，就到了珍珠湾。这儿原本是一条几十米长，一米多高的小土塄。
曾几何时小孩子们在这儿耍土，刨窑窑，竟然刨出许多珍珠来。人们传说是当年这儿过兵时，当官的慌忙之中窖藏留下，后来佚掉的。原来这儿叫小南七里寨的地方就改为珍珠湾的名字了。
东关老城墙残段
再往东些，就是县治的校场、演武厅、点将台、土墙等。这就出了县城的范围了。
大树底下是去往城内北大斜地、南大斜地、白石头地、东关刘家园地等地块的主要路口，社员们下地劳动，收工回家都要经过大树底下。因此，在粮食紧张之年，这儿曾有过一道特别的景观护秋检查设卡点。
在饥不裹腹的年月里曾有过一句顺口溜，叫做十个社员九个贼，剩下一个不空回。
三年灾害(19601962)把中国农民的传统道德底线踏破了口，如同电视剧《鉴真东渡》中的'那个小和尚在海岛上要生吃鱼一样，破了戒。
本来这个偷，在两千多年儒家伦理的教化下，在老百姓传统道德意识中，那是不齿于人的一种极不光彩的行为。
可是在土地、粮食高度集中的情况下，人人吃不饱饭，且是经常性的缺乏营养，社员们小偷小摸粮食的行为就像瘟疫一样，不知觉中就产生、蔓延开来。
春季里播种时生吃玉米种籽，生吃像梨一样脆(社员当时的话)的山药旦种籽，那还算是小事。玉米种籽拌上红色的农药赛力散，山药蛋种籽下种时拌上大粪水，就可防止一部份偷吃、偷拿的现象。最主要是庄稼成熟后，秋季收割时，这偷的现象就泱泱大观了。
社员们小偷小摸的方式一般是两种。一种是用衣服作伪装，用身体带。比如拿玉米棒子，在劳动完回家时，把裤带松开，在腰的四周就象插手榴弹一样插一圈玉米棒子，只能直着腰行走，不能弯腰，不能小解，象上了夹棍刑一样，可真不好受，身量大、技术好的可一次伪装二十多根玉米棒子。
在创山药时，早早就把好看的，形状圆扁的山药装在肚里头，个头太大的不能装，一是摁的肚子不好受，二是不好伪装，护秋的一眼就能看出来。到回家时，怀中的山药已捂的热乎乎的了。还有的是在饭罐子里装些，让送饭的人捎回去。有时候小队长和护秋的联系好，专门清理饭罐子，那就白下辛苦了。
再一种是用草来伪装。当时的顺口溜是要想吃饱，给兔拔草。那个时候兔子是重要的出口商品，国家没有养殖场，就号召农业社员养兔，不算资本主义路线行为。
一只四斤大的兔子能卖四五元钱，也是一笔可观的收入，所以那会儿社员几乎都要养几个兔子。劳动完，拔些兔草，在草捆的中间做些手脚，伪装些谷穗、玉米或者茄子、辣椒等，走到设卡点时也要大胆的往前走，莫回头，如果一回头，眼神不定，就会引起护秋的怀疑，让你解开草捆，那就全完了。
那时道德底线虽已踏破，但仍保留着良知，只是厚着脸皮小偷小摸，绝无明火执杖的，或拿着刀子抢。
在人们的潜意识里有一种自我解嘲：这不是不要脸，偷偷摸摸的是集体的粮食，这集体中也有我的一份子;还有孔己已的观点，读书人偷书不算偷，社员们种粮吃不饱，拿点粮食也不算偷，不算太丢人。
每年一到秋收时节，大队都要成立护秋队伍，设卡、下夜、看场面。大树底下每天都有护秋的设卡值勤，尤其是中午这一阵社员都要回家，往往曝出新闻来，谁谁让逮住了，谁谁谁让搜出来东西了。
这些护秋人员～般的都是大队数前些、能吃高头草的人，每年护秋都是他们。所以他们把护秋工作的禅机，早已参悟透彻，知道如何干好这份工作。
况且他们也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也懂的肚子咕咕叫的滋味，他们也要搞些小动作，往家里拿些粮食的。
因而，在卡路口时只是昨唬的时候多，抹脸的时候少，只要不出格，一般情况下是睁眼而不看，闭眼的时候多。除非是专门下地大量盗劫，狭路相逢，不捉不行，才黑下脸来捉偷。
一直到社员们基本吃饱，粮食状况明显好转才逐步取消掉了大树底下的护秋卡点。当今年青人哪会知晓往日尴尬之事，现在给上工资让他怀揣一天冷山旦也没人去干这事。
正是：
身在福中须知福，千万莫把福当苦。
人文历史传后代，大树底下思大树。
东关街的石板还在折射着阳光的温暖，多少次我们在它的上面欢笑着跑过，那时天极蓝，树真绿。在草丛中我们抓来斑谰的菜花蛇，假装勇敢地任它们在脖子上盘来绕去，尽管早出了一脊梁的冷汗，脸上还强挤出镇定的笑容。野花野果别样的鲜艳，土墙边大树下有无限的欢乐。
我是幸福的七零后，也有人称我们为黄金一代，当然不能和现在的白金代钻石代相比，可也没有父亲所讲述的那种饥饿体验，饥馑对于我们更像是一个故事，虽然这故事就发生在昨天。
五岁时，我也经历了一次饥饿的考验。父亲在南窑村下乡蹲点时把我带了去，到了大队部他把门一锁就到田里去了，剩我一个人和～台老式电视做伴。
后来父亲一忙就把我忘了，我实在听话，饿了就用炉子烧点开水喝，坚持了一天半，直到父亲回来。后来自然是饱餐一顿了，这就是我记忆中最为饥饿的一次，可我仍然不能想像父辈们抓起生玉米就啃的举动，更别说用粪水搅拌过的土豆。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代啊?
现在，我七岁的儿子，三天不吃肉就会大叫嘴里淡出鸟来了，祖辈的苦难和人格的煎熬离他们更为遥远，那些平淡的影视剧不知能不能给他们一些真正的触动。于是，我们常常批评孩子，指责社会，说他们忘了本，不懂勤俭节约，甚至还想出许多所谓人性化的教育方法。其实，这种现状也是我们自己造成的，因为我们不自觉的就忘记了一个道理：猫成了宠物就再也不会进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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