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 从学习者的思想、言行考察学习效果。
在读书可以全方位提高修养的理论前提下，衡量学习效果的首要标准，就是学习者自身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现了。首先，读书会使人变得谦虚谨慎，这在道家的文章中多有论述，所谓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穷。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老子》第四十五章）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老子》第二十二章）在此基础上，儒家教育家强调读书人应该注意知言养气（《孟子·公孙丑上》），如孟子说：文人之异，在气格之高下，思致之浅深。1而通过读书所获得的进益，应该能够体现在日常生活的行为中，换言之，躬行实践才是读书最终的目的。像荀子曾经说：知之莫若行之。（《荀子·儒效》）朱子读书法中也将切己体察作为重要内容，强调应该将读书之获付诸于不断校正主体的言行。
第二， 从学习者的思考问辨中考察学习效果。
自《礼记·学记》谈扣鸣之术后，读书人在阅读过程中发现问题的水平，一直是阅读效果的一个重要指标。像孔子提倡不耻下问，对待不同学生的问题能够因材施教，显示了精妙的教学艺术。所以《说苑》曰：读书重问，可以顺成。（《说苑·建本》）
从更深的层次来说，读书质疑所反映的，实际主要是阅读者的思维水平，对此，历代都有教育家大力提倡实事求是、敢于质疑的精神。《易传》已经有见仁见智的话，孟子不仅说尽信《书》，不如无《书》（《孟子·尽心下》），而且强调君子欲其自得（《孟子·离娄下》）。汉代著名的教育家王充，是提倡实事求是、自主学习的典型，针对汉代盲目恪守师法的世风，不断倡议论贵是、事尚然。甚至说：虚妄之书不可信、儒书言有不实、信师是古为读书大病、《五经》之外还当知今古。
第三， 从学习主体所体现出的思维水平考察学习效果。
传统的阅读方法指导中首当其冲的是对学习者阅读品位的培养。为此，一般要让学习者明了好文章的标准在文质兼美，浮华的文风是要不得的。孟子认为，写文章不能以文害辞、以辞害义；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反复强调风骨的重要性：《诗》总六义，风冠其首，斯乃化感之本源，志气之符契也。是以怊怅述情，必始于风，沉吟铺辞，莫先于骨。（《文心雕龙·风骨》）以此来批判六朝绮靡的文风。到唐代，文学家高张复古的大旗，重振风骨兴寄的文学传统，陈子昂在《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中旗帜鲜明的反对六朝采丽竞繁的不良作风，提倡风骨兴寄的积极态度。此后，李白也在诗中表示：绮丽不足珍，垂衣贵清真（《古风》）；白居易也说，文章当尚质抑淫，著诚去伪（《白居易集·论文章》）。
对于文章创作表达真情实感、文章阅读致力于体谅作者的思想感情，古代学者也作了深入的研究。如前所述，孟子曾经提出知人论世的主张；刘勰进一步提出，在阅读过程中真正把握文章的思想感情是很不容易的，因为篇章杂沓，质文交加，知多偏好，人莫圆该。慷慨者逆声而击节，酝藉者见密而高蹈；浮慧者观绮而跃心，爱奇者闻诡而惊听，会己则嗟讽，异我则沮弃。因此，以文章为载体的人与人的交流，做到知音实在是戛戛乎其难也。对此，柳宗元也有着十分深刻的体会，故而他说知文甚难。这样，就要求读书人深入、合理的进行阅读活动，勿怪，勿杂，勿务速显。
另一方面，历代学者通过不断总结创作和阅读的经验，也提出了很多有关文章风格、作者才情的标准。例如，王昌龄曾强调诗文应该富于情境和意境，应该趣、理、势三方面并进；白居易则提出，诗文要以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为标准，这样作品才会丰满。而从阅读的角度来说，则应该全面把握文章的内容，充分体验文章各方面的特点和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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