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让生命伦理学说中国话再议论文(2)

　　二、“认知旨趣拓展”与“问题域还原”

　　让生命伦理学说“中国话”，在话语体系的构建上，需要以两个重要的突破为前提: 一是推进中国生命伦理学的“认知旨趣拓展”; 二是展开中国生命伦理学的“问题域还原”。

　　( 一) 推进中国生命伦理学的“认知旨趣拓展”

　　这里所说的“认知旨趣拓展”，是指从中国价值观的道德诠释视角出发拓展生命伦理学的知识谱系、话语形态和思想类型，目的是要摆脱过于“西化”的应用伦理学范式对生命伦理学的那种“窄化”的理解。这是从认知旨趣层面寻求对生命伦理学的理解范式进行突破，以利于进一步揭示并阐扬生命伦理学的( 不同于西方启蒙现代性的) 中国现代性内涵和中国道德形态之特质。

　　就一般意义而论，“认知旨趣”在生命伦理学领域似乎预设了一个“提出问题( 或难题) -解决问题”的“技术路线”。然而，与专门具体的科学领域的认知旨趣不同，生命伦理学是一个自身充满矛盾的领域，以至于它甚至都不能清楚、明白地表明: 如何界定可靠的生命伦理学的专业知识，以及如何鉴别确定不移的生命伦理学内容。这使得生命伦理学的专业领域及其专家系统并不严格，而仿佛是一种力图穷尽“跨界”之可能的“杂烩”。它往往根据提问者的提问而给出相应解答。这使得它所给出的答案总会牵扯众多的学科领域和一些长期存在的根本分歧。比如，生命伦理学家并不简单地告知由论证得来的知识———如“就是杀人( 或杀害胎儿) ”，他们( 她们) 还会指出，禁止的法律由于强迫妇女屈从于违背其意志的律令( 不准她们) 而违犯了其基本权利。于是，生命伦理学的认知旨趣由于充满了“事实- 价值”的矛盾，不可避免地受到特定的道德框架的制约，且在不知不觉间，将“认知旨趣”从认知领域扩展到“价值域”或“道德域”。这种“认知旨趣拓展”典型地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生命伦理学的发展，取决于伦理学本身的发展，如果一种文化或文明体系中的人们不知道何种伦理和道德是指导其生活的准则，就不可能给出可靠的生命伦理学建议; 另一方面，对于一些引发重大道德难题的生命伦理学问题，人们更希望通过认知旨趣从知识域向价值域的拓展，来引发异质性观点和见解的实质性对话和协商，从而推动医学层面的生命伦理进一步拓展其认知旨趣，以面向文化层面的生命伦理。

　　由此，“认知旨趣的拓展”负载着一个更为重大而艰巨的任务，就是以尽可能包容的思想姿态和尽可能促进合作的争辩性商谈的形式，去理解“文化他者”，并以这种方式促进文化生命伦理学层面上的自我理解。“认知旨趣的拓展在一些重大生命伦理议题上( 例如，性行为的意义，生殖干预的正当性，稀缺保健资源的分配，器官移植的道德合理性，临终安慰和安乐死，等等) 尽管难于达成共识，但是，由于它强调在跨文化条件下直面人类道德复杂性或道德多样性的现实，因而有利于从一种文化诊断或文化理解的意义上通过促进对话商谈和比照互勘而促进价值扩展。”因此，生命伦理学在话语体系层面，要自觉地意识到它的文化的、历史的和意识形态特性，反省其与特定人口形态、人伦形态和身体形态紧密相关的文化政治实践或生命政治实践。

　　就生命伦理探究的中国语境而言，中国人生活于其中的医疗生活史、疾病史、身体的历史和医疗制度的历史构成了中国生命伦理学建构的基本历史图景。这即是说，生命伦理学的“认知旨趣拓展”要体现中国价值观的道德诠释的基本诉求。这从反面进一步表明，认知旨趣拓展并不回避西方启蒙现代性带来的挑战，但它在一种价值拓展的意义上要求人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 任何借鉴、引入、应用西方话语的各种尝试虽然会为我们的研究提供有益的视角，但不能替代能够体现中国价值观的伦理话语体系和道德形态论述; 而任何传统重述的尝试( 或传统的重新发现) 和语境回归的努力，必须有助于从一种原始生存经验和本源生命深度上寻绎文明之“道”，并具体地呈现为一种现实的卫生保健之“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