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说几个真实的故事——
二十多年前，当旅居海外十几年的名作家梁实秋刚回到台北的时候，朋友们一个接一个地请他吃饭。
梁实秋是有名的“早起早睡的人”，晚上八点睡觉，天不亮，四点就起床写作。偏偏那些朋友都是夜猫子，每天请他深夜十二点吃消夜。
梁实秋吃了几顿，受不了了，想出个好法子，对大家宣布:
“谁请我吃消夜，我就回请他吃早点。”
一班老朋友全怔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笑起来，从此再也没人敢请梁实秋吃消夜。
有位美国朋友，想找台湾的印刷厂帮他印一批东西。又听说印刷厂生意多、有季节性，常会拖工，不按时缴件，于是请
我介绍几家可靠的。
“我也没把握，”我写了三个厂家的名字给他，说，“你还是自己观察吧。”
不久，他回了美国，已经找到合作的伙伴。我好奇地问他:
“你才去这么几天，怎么就决定了呢?”
“这简单，”他笑笑，“其中两家都在电话里对我说:‘随时恭候。’只有一家，先要我等他查本子，再对我说下午三点十五分。附带还加一句:‘不知道谈到四点钟，时间够不够?不够可以另外约。’我就决定了那一家。”
我在美国大学教书的第一学期结束，为了解学生们的想法，特别跟学生讨论，请大家对我提出批评。
“教授，你教得很好，也很酷，”有个学生说。停了一下，又笑笑:“唯一不酷的是，你常在每堂课一开始时等那些迟到的同学，又常在下课时延长时间。”
我一惊，不解地问他:“你不也总是迟几分钟进来吗?我是好心好意地等；至于延长时间，是我卖力，希望多教你们一点，有什么不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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