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今天到场的舅舅、舅妈和所有年长的亲友都可以证明，在你们漫长的人生记忆里，有没有留下一丝一毫有关我妈妈稍稍发火的记忆?我看到你们全在摇头，对，肯定没有。我一生见到的妈妈，永远只是善良，只是同情，只是微笑，只是倾听，只是腼腆，最多，只是沉默。直到半年前一起吃饭，我说她毛笔字写得比我好，她还腼腆得满脸通红。
但是，我要告诉今天在场的年轻人，不要小看了微笑和腼腆。你们眼前的这位老人，还留下了一系列艰深的难题。对于这些难题，我曾多次当面问过妈妈，她只是三言两语匆匆带过。今后，连三言两语也不会再有了。
第一个难题。她这么一个大城市的富家之女，为了在战争年月支撑一个小家庭，居然同意离别在上海工作的丈夫，到最贫困的乡村度过自己美丽的青春，一切生态都回到“石器时代”。这，怎么可能?
第二个难题。回去的乡村，方圆多少里只有她一个人识字，她却独自挑起了文明启蒙的全部重担。开办识字班，为每家每户写信、读信、记柴账、谷账……她每天忙得不可开交，却没有任何人要她这么做，也没有得到过任何报酬。这，又怎么可能?
第三个难题。她和爸爸，这对年轻夫妇，当初是怎么冒险决定的，让他们刚刚出生的大儿子，在如此荒昧的农村进入至关重要的早期教育?在那所极简陋的小学开办之前，是由妈妈独自承担吗?在我七岁的时候，妈妈又果断决定，我每天晚上不再做功课、写作业，而是替代她，来为所有的乡亲写信、记账。她作出这个匪夷所思的决定，显然是为了培养我的人生责任感，但她难道完全不考虑我的学业了吗?
第四个难题。有些亲友曾经认为，妈妈是侥幸地完成了对我的教育。这确实很有可能。但是，我到上海读中学后，获得了全市作文比赛第一名和数学竞赛大奖，原因是我为乡亲写过几百封信，又记了那么多账。妈妈知道我连续获奖的消息后，居然一点儿也不感到惊讶，难道，她不是侥幸，而是早有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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