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悼词(5)

　　有关妈妈肩头的记忆，那就更多了。例如，我曾写过，“文革”中有一次我从农场回家，吃惊地看到一张祭祖的桌子居然在自动移位。细看之下才发现妈妈一个人钻在桌子底下，用肩膀在驮桌子。家里的人，有的被关押了，有的被逼死了，有的被流放了，没有一双手来帮她一把，她只能用自己的肩膀。

　　“文革”结束后，公道回归，被害的家人均获平反，我也被选拔为全国最年轻的高校校长。但是，不管声名如何显赫，我的衣食负担还是落在妈妈肩上。直到今天，集体宿舍的老邻居们还都记得，妈妈每隔几天就肩背一个灰色的食物袋来为我做饭，后面还跟着爸爸。现在很多当年同事仍在美言我在那个年代的工作效能，不少出版社也在抢着出版我那时写的学术著作，但只有我知道，这一切的一半份量，都由一副苍老的肩膀扛着，直到马兰的出现。

　　说到这里，我想大家都已明白，妈妈一生的微笑和腼腆，绝不是害怕、躲避、无能、平庸。恰恰相反，她完成了一种特殊的强大。

　　妈妈让我懂得，历史有另一种语言。记得当年爸爸单位的“革命群众”不断来威胁妈妈，说爸爸如果再不交代“反党罪行”就会“死无葬身之地”。妈妈每次都低头听着，从不反驳一句，心里只想着下一顿饭能找一些什么来给孩子们吃。后来叔叔在安徽被逼死，妈妈陪着祖母去料理后事，当地的“革命群众”又在一旁厉声训斥，妈妈只是捧着骨灰盒低头沉默，随便他们说什么。

　　几十年过去，现在我们都知道了，妈妈的沉默是对的。只有沉默，才能把邪恶隔在心外，才能让善良不受污损，才能为天道留出空间，才能为历史留出声音。

　　在这一点上，妈妈高于爸爸。爸爸是典型的儒家，相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一套，成天要为正义挺身而出，为此受尽折磨。直到十年前，还被广州、上海、天津的三份诬陷我的报刊活活气死。他在临终床头那几份报刊上的颤抖笔划，便是生死遗命。其实爸爸和妈妈同龄，妈妈能够多活十年，原因之一，是她压根儿不听那些恶言。因此，这些恶言只能折腾爸爸这样的人，却无伤妈妈。对于父母亲的这种差别，我曾经说过：“我是中国人，懂得杀父之仇;但我又是妈妈的儿子，懂得与恶绝缘。”我想，朋友们都会认同，我受妈妈的影响更深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