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女性乳腺癌现状调查报告(6)

　　6. 乳腺癌治疗

　　6.1 手术

　　乳腺癌最佳治疗的及时性与有效性影响临床疗效，但是在中国这两点差异比较大。不同地区不同医院治疗乳腺癌所采用的手术方式有很大差别。从 90 年代起，保乳手术(只要有可能)便成为了参考指南推荐的手术治疗方式。

　　然而，一项全国范围内的调查显示，乳房切除术依然占到原发性乳腺癌手术的 88.8%，相比于美国的 36%。即使在北京或上海这样的发达地区，保乳手术也才从 2005 年的 12.1% 上升到 2008 年的 24.3%。之所以如此之低的保乳术采用率，其中一个原因是缺乏放射治疗(作为保乳术的一部分)的资源，尤其是在欠发达的乡村。

　　在北京，采用腋窝淋巴结清扫(术后有并发淋巴水肿和其他局部病变的风险)的病人占到 84.1%，57.6% 的患者无淋巴结转移。相比较而言，美国 59% 的病人因采用前哨淋巴结活检而避免了随后的腋窝淋巴结清扫术。

　　为了提高前哨淋巴结活检的比率，中国乳腺癌临床协作组开展的一项持续研究(CBCSG001)，将术前淋巴结闪烁成像和前哨淋巴结活检病例报告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纳入为次要研究终点。

　　6.2 放射治疗

　　中国回顾性流行病学研究结果显示，全国范围内仅有 27% 的乳腺癌患者接受放射治疗作为初级治疗的一部分，这一比率低于其他国家(例如，韩国为 40%，荷兰为 58-68%，巴西为 76%)。

　　然而，放射治疗采取率逐渐增加，并与保乳手术相当。不过，中国保乳手术的可及性差，每百万人仅拥有 0.8 个放射治疗中心，0.8 个临床加速器，0.2 个 CT 扫描仪，这与美国有巨大差距，美国分别为 9.3,13,1.3。受过训练的肿瘤科医生和技术人员短缺也是影响保乳手术实施的一个原因。16.3% 采取保乳手术的患者竟然没有按照标准化指南接受放射治疗，从这一数字可以看出中国迫切需要提高放射治疗的规范化。

　　6.3 系统治疗和个性用药

　　中国乳腺癌辅助化疗流行，所有侵润性乳腺癌患者中大约 81.4% 接受了辅助化疗。但是，辅助化疗的完成情况未达到标准，有报道显示 12.1% 的辅助化疗患者接受不到 4 个周期的治疗(低于推荐的最低标准)。北京的一项观察研究显示，仅有 80.1% 的激素受体阳性患者接受了辅助激素治疗;令人担忧的是，9.2% 的激素受体阴性患者也接受了激素治疗，这种治疗对于这部分人是徒劳的。

　　在中国，药物报销政策对于最佳系统疗法选择上影响巨大。许多药没有涵盖在医疗保险之中，这无形中增加了病人自掏腰包的花费。缺失获得新药的途径也限制了转移性疾病系统治疗的选择范围。

　　例如，仅有 40% 的转移性乳腺癌患者接受了二线治疗方案，仅有四分之一的人接受三线治疗方案，这一数据显著低于日本或美国 80% 的乳腺癌患者接受了二线治疗方案，65% 接受了三线治疗方案。二三线治疗方案使用率较低的原因包括，在中国缺乏可利用的治疗方法，新疗法花费负担重。随着转移的出现，病人对医生和西药逐渐失去信任，经常转而投向传统中医疗法。

　　例如，即便抗 HER2 疗法疗效有所提高，在中国大部分地区获得曲妥单抗的可能性不大，因为保险没有覆盖任何新型靶向药物。在北京，即便中国在 2002 年时已经批准了曲妥单抗，但仅有 20.6% 的 HER2 阳性乳腺癌患者接受了 HER2 靶向治疗。曲妥单抗没有涵盖在国家和地方药物报销清单当中，这就使得许多病人自我负担不起巨额的医疗开销。不能和高收入国家一样有机会获得新药(例如曲妥单抗 emtansine 和帕妥珠单抗)也限制了中国病人系统治疗中选择药物的范围。

　　6.4 乳腺癌患者姑息治疗

　　中国缺乏一般健康治疗和临终治疗的支持。根据经济学人智库的研究，中国的临终治疗和姑息治疗项目开展不佳，在 40 个国家中排名 37 位。

　　在中国文化中，死亡是禁忌谈论的，也很难被接受，这就使得传统文化信仰与现代治疗方案产生了矛盾。中国医生在姑息治疗中训练还不到位，因此在临终治疗中做的还不够。实施现代姑息治疗门诊项目对中国来说既是机会也是必需，这一项目可以提高病人和家属的生活质量，并且成本效果比入院接受临终治疗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