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家麟为高能物理加速励志人物故事

　　他曾成功研制世界上第一台以高能量电子束治疗肿瘤的医用加速器、中国第一台高能电子直线加速器、中国第一台对撞机——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亚洲第一台实现饱和振荡的自由电子激光装置，以及新型电子直线加速器等多项站在世界前沿的项目。其中，有两项是世界首创，另三项填补了国内重要空白。

　　作为我国著名加速器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粒子加速器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他为我国高能粒子加速器从无到有并跻身世界前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可爱老人。在自家温暖的客厅里，穿着半旧的毛衣坐在有些年头的沙发上，微笑着给孙儿辈的记者，讲述他的故事。

　　“我就是个普通人，不聪明，也不能干，我能得奖，证明即使资质一般的人，只要努力，就能成功。”这就是谢家麟院士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的获奖感言。

　　他的成功其实无需这一奖项来证明。院士、粒子加速器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包括科技进步特等奖在内等11项奖励，这些外界给予他的荣誉和头衔，他说均是“过誉之词”。

　　他最看重的，是为祖国的发展发挥“一砖一瓦”的作用。

　　“我努力做到了。”他说，自己是个幸福的人。

　　跳上高能加速器的“列车”

　　从二十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中央就曾几度筹划、酝酿建造高能加速器，发展高能物理实验一事。高能物理属于基础研究的范畴，表面看来，无关眼前的国计民生。实际上它们的研究结果直接奠定了人类今天的文明、文化和高生活质量的基础，而作为高能物理、核物理基础研究的手段，加速器是人类认识微观世界的主要方式之一，高能物理及加速器的发展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发展水平的标志之一。

　　1972年，由著名物理学家张文裕牵头，谢家麟等18位科学家给周恩来总理写信，建议建造一台高能加速器，开展高能物理实验研究。当时身患重病的周总理批示：这件事不能再延迟了。

　　那一年，谢家麟52岁。

　　1973年初，在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下，在原子能研究所一部的基础上，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成立。此后，加速器的建设进展得并不顺利。时至1980年，由于基建收缩，中央决定下马这一工程。

　　一时间，高能事业如何继续发展这一严峻的问题摆在人们面前。决策成为关键。谢家麟与朱洪元等多次组织国内外科学家展开论证和调研，反复对比权衡各种路线的优缺点，最终，一个建造2。2GeV正负电子对撞机的方案浮出水面。该方案有明确的物理目标，虽然能量不是很大，但规模适中，可做国际上前沿的物理工作，而且有兼顾同步辐射应用的特点，这是我国在当时高能经费收缩的条件下，仍能在高能物理方面迎头赶上世界先进科研行列的极好方案。谢家麟又进行了非常详细慎重的研究，参考美国相近装置的造价以及银行资料，估算出了造价。

　　但是，对撞机技术难度很大，需要冒较大风险，“以至于当时有人说，我们好比站在铁路月台上，要想跳上一辆飞驰而来的特快列车。如果跳上了就飞驰向前，如果没有抓住，就会摔下来粉身碎骨。”叶铭汉院士回忆说。

　　而谢家麟等人坚信2。2GeV对撞机虽难度大，但造价适合我国国情，可以使我国在粲能区的研究居于国际前沿水平。在这一关键性的选择中，谢家麟参与组织数十次研讨，反复权衡这两种装置的优缺点，通过深入细致的分析，说服了持不同意见的同志，在研究所取得了一致认同，并向领导和有关方面汇报，解释疑问，争取支持。1981年5月初，由中国科学院学部与“八七工程”联合召开了有多数国内知名物理学家参加的“香山会议”。会议结果基本肯定了对撞机方案。

　　他还领导确定了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高能物理和同步辐射“一机两用”的方案，既为高能物理研究提供实验装置，又开创了我国同步辐射的应用研究，同时填补两项国内空白。

　　“功夫不负有心人”，谢家麟带领团队跳上了飞驰的特快列车。1988年10月，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BEPC）实现对撞，中国进入了能够进行高能物理实验研究的科技先进国家之列。我国几代物理学家的梦想终于实现。

　　在科技水平大幅落后的年代，这一装置的成功，更深层的意义在于，“使我们树立了有进行国际尖端大科学工程建设能力的信心。”谢家麟在回忆录中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