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父亲并没有要我非学钢琴，可他基本上是个人文主义者，要我做一个广义的人——在文化上，文艺复兴之后的西方音乐是人文主义中最精华的一部分。我小时候没学过几年钢琴，也没用心去学。17岁从昆明回上海后，我在音乐上才开始有长进，那时候已经不需要父亲怎么鼓励了。我从小就喜欢音乐，还喜欢美术、文学。画画我没有天赋，但很有感觉。”傅聪回忆说。
身为长子的傅聪从小受到的期望更多，许多人都认为他受父亲的偏爱。傅聪听到后笑道：“哎呀，这叫我怎么说呢？傅敏没有我幸运吧。我比他早熟，出去得早，所以成人比较早。我很年轻时父亲就把我当朋友，他在家信里说他一直自认为是约翰·克里斯朵夫，但渐渐发现我比他更像。”
脾气同样执拗的父子俩一旦顶起牛来，自然是非常可怕。“《傅雷家书》里的第一封，就写到1953年我和父亲最激烈的一次争执，起因居然是探讨贝多芬的哪一首奏鸣曲更重要。现在想起来，当时的这种冲突还是那么有意思。”
傅聪接着说：“我出国以后．父子之间就不再有任何争执，父亲每次来信都是关怀备至的慰问和诚恳叮嘱。1956、1957年我分别回来过一次，当时父亲对我已经没有一点长、小辈之分。他在家信里写道：父亲和儿子成为朋友是我最大的幸福。”
成名后傅聪突然发现，自己的前途充满迷茫和变数，这流露在1957年他写给弟弟和父母的家信中。“这时，父亲的信点醒了我。”傅聪说。在一封信中，父亲专门讲到自己如何理解孤独，“他能把我心里的感受用最美的文字和最简朴的方式表达出来，文字优美而且出自赤子之心，这种爱让我至今想起来还是感动不已。”
傅家一度条件优越，但当“文革”结束后，傅聪已经无家可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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