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敏考上了北京的大学，也要与父母离别。“父母在，不远游。但父亲好像没有这样的观念，他想让自己的孩子经受更多锻炼。那一时期他每次来信，都会教我许多做人的道理，鼓励我克服困难。”
1962年，傅敏被分配进一所中学教英语。“学校条件很差，《傅雷家书》中父亲在写给傅聪的信里也有提到。被分配到这所中学一是因为我的家庭出身不好，没人敢要我；二是校长是父亲的老朋友，虽然父亲没有托他，但他看到我的名字就把我的档案调了进来，然后把四个俄语班全部改成英语班，教材由我自己编。当时我和父亲的通信都在讨论教育孩子的问题——我们在这方面讨论得最多。”
见父母最后一面是在1965年傅敏探亲时。1966年，傅敏隐约预感到可能要出什么事，一天晚上，他含泪将与父亲、哥哥的所有书信都扔进火炉。“这就是为什么《傅雷家书》中只有我和父亲的三封书信，这都是我冒着生命危险藏起来的。‘文革’开始的第一天，红卫兵就来我家搜查，一封信也查不出。”
父亲说话不长心眼，得罪人也不知道，钱钟书、老舍、茅盾都被他批评过。不过他对人都很好，从不对朋友说假话，但最后竟被两个好朋友告发，而且是颠倒黑白地诬蔑，让他非常痛心。昨天晚上还在家里一起吃饭，第二天就去检举，实在是太要不得了。说到这里，傅敏深恶痛绝。
1966年9月4日，傅敏接到舅舅的电报，方得知父母的冤死。“当时脑子一片空白，心如刀割。但我没办法回去，还得留在北京遭受非人待遇。”
“文革”结束后，傅敏开始收集父母的家信，“主要是傅聪从英国带回来的。其实就算我没有把信烧掉，父亲与傅聪的通信还是更精彩一些，毕竟他们有更多的共同语言——最主要是音乐。他对我们两兄弟的生活、婚姻、开支等问题也抓得很牢。我奉劝所有的青年人都去看父亲在我恋爱时写给我的信。” 傅敏果然老老实实地在中学里教书，退休前做到“特级教师”。他时常回忆父亲生前的点点滴滴，有机会就与朋友分享。“在梦里我经常回忆起小时候与父母的快乐时光。每年到了父母的祭日，我都会独自一人大哭一场，这连我太太也不知道。父亲教诲的做人基本原则让我终身受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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